首页 -> 2000年第10期
齐人物论（续二）
作者：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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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妻妾成群》（中篇小说）
许多评弹名家都是讲故事高手，苏州人苏童正是这种缺乏深度的讲故事高手，其作品笼罩着苏州式的阴柔和凄迷气氛。尽管那些枫树街小男孩也会赌气发狠，但这种发狠相当于二流运动员在有意识地服用类固醇，那些小男孩不可能懂得男子汉的坚韧和反抗。一到进入女性世界，苏童就如鱼得水。然而他心目中的女性世界是千古不变的，这弥补了他生命体验之不足。因此缺乏深厚古典学养的他，居然闭门造车地写出那么多伪历史、伪风俗的妾妇小说，在被权力限定了的狭窄文学甬道中窥淫式地想象女人、欺压女人、拯救女人，迎合读者的猎奇之心。对中国读者来说，有这种文学代用品的当代毕竟比什么也没有的那年头好。对外国电影观众来说（苏童是被电影改编最多也最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小说家，此作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这些作品远远不及他们的大师杰作，但毕竟是来自中国的传奇。他们认为中国就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在乎这些传奇是否符合中国人的精神实质。
杨绛《洗澡》（长篇小说）
如果说苏青是典型的宁波人，杨绛就可算是典型的苏州人（尽管她实际上是无锡人，但菜系上合称苏锡帮并非无因）。以籍贯论人衡文当然很危险，因为值得一论的人和文很可能是异数。此书是当代仅见的淑女型小说。章目以《诗经》命名，暧昧的准爱情故事从头至尾毫无进展。这是一部现代人写的古典小说——更准确地说是伪古典，要求的也是一种古典心态的阅读或伪阅读。某音乐家在回答为何没有一个现代作曲家能作古典音乐时说得很妙：古典音乐是古典时代的作曲家作的，现代作曲家生活在现代，因此只能作现代音乐。也就是说，现代人可以听古典音乐，但不能作古典音乐。同理，现代人可以读古典小说，但不宜写古典小说。写这种小说需要的是学者的功力和素养，而不是对真实生活的强烈爱憎。对这种小说的评价，也只能是古典的评价，但古典的点评家早已死了，再要勉强评品就是在从事伪古典批评。所以我只能说，你可以把从《文心雕龙》到《二十四诗品》里的所有好词都堆在它上面，使它更像一个假古董。
沙叶新《寻找男子汉》（话剧剧本）
曹禺、老舍之后，中国现代戏剧一蹶不振，除了八个样板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何为戏剧。由于缺乏剧场观摩机会，我不得不成了纸上的戏迷，以读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梅特林克、尤金·奥尼尔等大师的剧本过过干瘾。但偶有机会去剧场，我也不轻易放过，八十年代观摩过几次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演出，至今成为美好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等几出充当“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席勒式宣传剧，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至今恍若隔世。看了《寻找男子汉》，我说不出什么观感，只是想起沙叶新的斋号“善作剧室”，不禁失笑。沙叶新有足够的幽默细胞，但如此作剧而自称善，实在是个幽默得过了头的恶作剧。我相信沙叶新是个好人，作剧充满善意，但与其作剧充满善意而剧本甚恶，何如像斯特林堡那样对世界充满恶意而剧本令人称善？
阿城《棋王》（中篇小说）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读中国当代小说，就像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一样，我得始终提醒自己“将就着点儿”，别忘了咱们还是初级阶段。这是外国第一流小说读多后的心理反射，本来也怨不得谁。但阿城的《棋王》是个例外。不必说，小说会让人本能地想到茨威格的杰作《象棋的故事》，两相比较一下，原也自然得很。奇怪的是，比来比去之后《棋王》竟然不落下风。最重要的一点是，《棋王》通篇散发出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比如说，博尔赫斯先生虽然对中国文化钟爱有加，也曾尝试挖掘中国题材，但将博氏的作品放在《棋王》边上一比，真伪立现，博尔赫斯充其量只是一位钦慕东方文化的票友。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样，阿城的小说也是“有根的”，正所谓“气贯阴阳”、“汇道禅于一炉”。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品读之后，借用阿城的“肉醉”造词法，不免有些“文醉”。兴尽掩卷，那“呆子”宛在目前：“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
阿待《猫眼石》（短篇小说）
我不敢说阿待是最优秀的网上小说家，因为网上小说我读得极少。但仅就目前所见，我认为阿待远比许多浪得虚名的纸上小说家更为优秀。阿待的文学素质相当全面，而其文学素养甚至称得上古典。女权主义者曾经抗议说，男权主义者赞扬一个女作家，就称之为“不像女作家写的”。我不是男权主义者，但我还是不得不说，阿待的小说确实不像女作家写的。她的文字干净朴素，决无一般网上作者的不节制。有一种对网络作品的偏见是，网上没有篇幅限制，文字容易大量注水。然而与此偏见相反，由于纸上作品一般是有稿费的，而网上作品基本没稿费，因此一个想混稿费的成名作家会生产大量注水的文字垃圾，而一个珍爱自由写作的网上作者却可能以艺术为自己的惟一准绳。读阿待的小说还有一种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喜悦：几乎每一篇都具有令读者难以预料的新特质。你不容易料到她，她力图使每一次写作和阅读都充满期待。
陆文夫《美食家》（中篇小说）
中国不少当代小说都遗憾地有一种报纸病，即如果你在第一时间阅读它，会读得津津有味，搁的时间稍长，立刻味道大坏，甚至完全不明白作者在说些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写作本来就与时间、永恒、人性等要素无关，只拼命死守着一位时事记者的忠诚。当然也有例外，如陆文夫先生的《美食家》。我不清楚“美食家”一词是否缘此而来，但自从他向世人奉献出《美食家》之后——如同音乐家陈钢、何占豪向世人奉献出“梁祝”以后——再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朱自冶流连于姑苏街巷寻觅舌间美味的生命历程中（我们记住了陆稿荐的酱肉，马咏斋的野味，采芝斋的虾子鲞鱼……），在孔碧霞如同电影“开幕”般亮出的那桌“百年难遇”的丰盛酒席里，确实流淌着某种永恒。正如艺术家的失恋常常可以升华为美妙的艺术，朱自冶的馋嘴也被我们好饮的作家提炼成东方饮食文化的惊世美艳。在“美食家”朱自冶诞生以后，我们才发现，没有朱自冶的中国文坛，就像盐没搁准的朱鸿兴头汤面，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张扬《第二次握手》（中篇小说）
平心而论，这是文革时期地下手抄本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在小阁楼的天花板下搭建的一幢大厦模型，那就不应对其绝对高度过于奢望。正如我们此后再也没能看到该书作者有更出色的作品，然而我们必须对先行者致以敬意。何况无论如何，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文革时期的最佳小说——尽管传抄时相当薄，文革后正式出版前，作者才把这个中篇扩充成了长篇。《少女的心》仅仅写了性，此书则重彩浓墨地写到了爱情——尽管其第一第二次的“亲密接触”，都不过是区区“握手”。但这“握手”中昭然若揭的隐喻义，令当时读者热血沸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我不知道，从“第二次握手”到“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文学（包括作者和读者的素质）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值得玩味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居然会被印刷。
张远山《通天塔》（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好在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们没必要非得等到国内出版社长了见识之后才能读到这样的佳作。作品奇异非凡，据说“应该组成一个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语言学博士……参加的专家小组，共同会诊三年”，方有望“解开《通天塔》的结构之谜”，那我就不必强作解人了。小说充满寓言色彩，整部作品是一大寓言，内中各类寓言又大小相套、环环相扣，此起彼落，方降方升，而所有这些寓言又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指涉的是人类命运。作品一面布满玄机，让人步步生疑，一面又每句话都惊人地流畅明白，表达上没有丝毫故弄玄虚之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在最基本的故事层面，作品也是娓娓可读，朗朗可诵的，显示出作者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叙事才能。我相信，读者即使弄不清《通天塔》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也会被作者骇人听闻的想象力撩拨得目瞪口呆。——作者的最大自负也许是在哲学领域，就这部作品而论，他更该为自己的想象力自豪。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篇小说）
在张贤亮之前，虽然中国在色情文学领域也有过符合泱泱大国身份的贡献，但所有的色情笔墨基本上都不出找乐子的范畴，像玛格丽特·杜拉所说，属于那种“让人快活的东西”。张贤亮也许是第一位在小说中让男人疲塌的生殖器承担起文化沉重的中国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诞生也由此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不妨认为，随着这部小说的出现，中国文学也和小说末尾被黄香久紧紧夹住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样，完成了一次有意味的勃起——不过，让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了，又多读了该作家几部作品后，我们发现他当年曾经起到社会控诉作用的“性描写”，有可能属于误打误撞、瞎猫逮死耗子，作家的真实立场较之明清之际的颓废文人，并无质的提升，也许依旧停留在“沉迷”的原始水准上，他后来的作品始终没能在主题上有所拓展、超越，只是在同样的精神层次上周而复始，机械复制，一泄如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东瀛曾被供奉在成人书店的架子上，看来并非人家不识货。
张承志《黑骏马》（中篇小说）
对于张承志这类充满道德自负、洋溢宗教迷狂的作家来说，作品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姿态。他扬头昂脖，对世界、世人一脸鄙夷之时，作品质量往往急剧下滑，只有自弹自唱自吆喝的份，或过鸦片瘾般地胡说什么与“特殊读者”的怪诞缘份。他苦修的体内突然遭到大真大爱的劫持，惊讶的同时谦卑之心大炽，便也可能迅即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写出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毕竟，张承志的天赋是像“硬道理”那样明摆着的——《黑骏马》无疑是他早年“谦卑之心大炽”时的产物，小说让人明显感到出自一位“大地孝子”的手笔，他那惯常显得偏颇、激愤的同情心，在这里因了对草原奶奶和草原姑娘的厚爱，突然变得格外痴迷深情。当以道德自虐的张承志暂时不再以道德虐人时，他高亢的人格特征，对“回民的黄土高原”的独特感悟，以及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立时聚焦并升华出一种罕见的品质。在忘我状态下写出《黑骏马》的张承志是不可多得的，“钢嘎·哈拉”步点内的阳刚之气，可以一洗汉语文学圈内的阴柔之气，颓废之习。
张恨水《啼笑因缘》（长篇小说）
张恨水是影响最大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不是鲁迅的小说，而是张恨水的小说——他曾经同时为七家报刊撰写连载小说。张恨水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啼笑因缘》，作品的模式和精神完全是《儿女英雄传》之类旧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老套。但是既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没有真正改变，那么以读报刊连载小说为惟一的文学生活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包括鲁迅的母亲在内的女性读者）就永远会为这种老套涕泗横流。因此《啼笑因缘》可以被改编成评书，像旧式才子佳人故事那样一档一档说下去，而《阿Q正传》却永远只是少数"精英"的读物。谁能想象鲁迅小说能够在书场里供闲人们消遣呢？读者多寡，往往与作品价值成反比。现在当然没人再读张恨水了，新的“精英”依然读鲁迅，所以鲁迅的读者最终必然超过张恨水，然而张恨水后继者琼瑶女士的读者甚至比张恨水的读者更多。被战斗檄文唤醒的人数，总是少于被精神鸦片催眠的人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篇小说）
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
郁达夫《沉沦》（中篇小说）
小说作于一九二一年，大概相当于新文学的侏罗纪吧？据说当年也曾有过“洛阳纸贵”的荣耀，原因不难想见，一是白话小说当时还很稀罕，读者的眼光缺少训练，一是所谓“达夫式的露骨和直率”，再就是作品里那点颇能让时人莫测高深的性心理描写，比如日本女人“那一双雪样的乳峰！”当然还有别的，懒得总结了，因为小说实在幼稚了些，我甚至怀疑作家连第一人称的招法都没学会，一边“我”“我”不休，一边却尽是第三人称的角度。结构缺乏经营，想象的翅膀纹丝不动，无非一个神经质青年在喋喋自述罢了。这表明，若我们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考察，“影响力”便是桩靠不住的事。想来真是奇怪，若与郁达夫比拼古典文学写作，我敢说，集当前中华文士的所有才华，也是个大败亏输之局（魏明伦上场，只一合，便被挑落马下）。若仅仅比试现代汉语写作，一位稍有资质的中学生，都会忍不住替他修改冗词赘句。如果“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可以视为当年的时髦，那么在“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中，“在那里”三字，实在像汉字长了鸡眼，不拔不快。
茅盾《子夜》（长篇小说）
每一项技术指标都居高不下，活儿很细，也很瓷实，中规中矩，无可挑剔，每个读者都几乎忍不住要跟着统编文学史教程一起称颂其完美。远看差一点误以为是活灵活现、跃跃欲动的尘世众生相，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蜡像馆的仿真偶人，永远不知疲倦地端着那个被规定的姿势。仅仅缺一口精气神，因而难以完成从技术向艺术的艰难跃进。这就是熟练的匠人与由熟返生的大师的毫厘之差。要不是那年头没啥东西可嚼，不得不味同嚼蜡地咂嗼过一遍，现在谁还能忍受这种教科书般规范的钦定名著呢？平心而论，此书之所以长期被奉为名著，因为茅盾确实是现当代所有中国文学匠人中的巨匠。许许多多奉茅盾为标准大师的中国作家，大概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技术活儿远远没他干得好。这也是当有人把“茅公”剔出龙虎榜之后，众多有执照的作家和批评家像被踩了痛脚一样大跳的原因——假如连茅盾也没戏了，他们还有什么盼头呢？
金庸《笑傲江湖》（长篇小说）
在十多年时间里，每当连续数月“蚕食”（因为速度很慢，起码比我希望的慢）了一大堆中外经典之后，我就会按照金庸自拟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索引，找一部尚未读过的金庸来“鲸吞”——往往一昼夜就能把四五个分册全部干掉。原本作为放松脑筋的休息，却常常通宵达旦地累坏了身体。不过这是值得的，脑筋的休息相当彻底。读完一部金庸作品，我又能够精神饱满地投入下一阶段更为艰苦的“蚕食”了。等到尝过对联中的每个字之后，我再想放松脑筋时就只能吃回锅肉了，好在那滋味并不比第一回的生鱼片差。其中我重读次数最多的是《天龙八部》，虽然此书总体结构在金庸作品中最为松散枝蔓，但也最为繁复渊深，这比较合我的阅读口味。然而仅就作品自身的完美而言，金庸最好的作品是《笑傲江湖》，而金庸笔下最令我喜欢的大侠，正是令狐冲。这可能是颇有意味的：我们往往把最高的评价给予客观上最为完美的作品，但却把最大的热情给予主观上最对胃口的作品。
残雪《辉煌的日子》（中篇小说）
残雪的作品是非常女性化的——她笔下的味觉感受大多惊人地细腻准确——然而那又是一种逸出寻常女性经验的东西。早期作品不仅意象缥缈，缺乏可供参照的现实合理性，意境也大多浊秽阴寒，具有鲜明的梦幻特征，“鬼剪鸡毛”或“塘里漂来一只死猫”只是两个随便想到的例子。她的语言——尤其是渗透在语言背后那股难以捉摸的表达信念——使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显得不够。正如作者自称“只受过小学程度的教育”因而“可以少一点传统文化的羁绊”一样，读她的作品，我们越少对中国传统文学展开联想，越有希望接近作者的个人境界。看出残雪与马尔克斯的关系几乎不加思索，只是在营造象征氛围上见出了区别，正如可以感受到她的卡夫卡影子一样，尽管卡夫卡特有的精致和冷静不见于作者笔端。作者是写梦高手，这不仅体现在小说的意象上，还尤其体现在人物的现实逻辑上。继心理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之后，我仿佛看到了一种“魔幻心理主义”的文学样式。《辉煌的日子》是作者少有的表达明晰之作，但浮游在小说中的人物依旧是自说自话的心理独白。对个体命运的渺茫体认，如同《重叠》中那股太平间里的气味，无声无息又无可抗拒地向我们漂来。
贾平凹《商州初录》（中篇小说）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有两个继承者，一是已经作古的入门弟子汪曾祺，二是来日方长的私淑弟子贾平凹。令人称奇的是，汪、贾可算是世纪下半叶中国小说界成就最高的两位。这两个继承者在各自的不同领域超越了先辈：前者以短篇见长，后者以中长篇称雄。贾平凹的小说变化多样，几乎每一部都有一种面目。他的商州系列乡土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比起来，唯美成分略逊而哀伤成分尤有过之。虽然他对人性的幻想不如沈从文那么执著，但对民生多艰的伤痛似乎更为深沉。我们无法预测在经历了《废都》事件之后，这个原本有望大成的作家是否还有足够的定力，摆脱内外交困，走向真正的成熟大气。仅就目前而论，我不得不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历程大体上是一个衰竭的过程，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创业难，守成更难。当我看见一位优秀作家把仅够干好本行的精力和才华虚掷在附庸风雅的字画涂鸦上时，我不得不再次感叹传统文化那种沼泽般摧人沉溺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