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0期
齐人物论（续二）
作者：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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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艳阳天》（长篇小说）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娶上”，记得这就是《艳阳天》的开场白，它使我从此明白了何谓“开门见山”。回想起来，写《艳阳天》时的浩然，还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之子，热爱土地，胸怀壮志，天资卓越，勤奋异常。今天人们经常谈论（指责）的，多半是写《金光大道》时的浩然，虽然两部书间隔时间并不长，但作家的确有可能已判若两人。我当然不可能把这两部篇幅浩瀚的小说再重读一遍，何况我手头也没有。今天，浩然本人已成为一部比他笔下的任何小说都更大的文本，谈论这个“文本”不是我的责任，自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想不无惋惜地指出一点，浩然其实是一位生错时代的作家。公正地看，他本来具有成为第一流小说家的多项素质，他具有相当的人物塑造才能（想想马之悦或弯弯绕罢），小说总是结构庞大，篇幅动辄洋洋近百万言。若仅以产量而论，当代作家中也许除流水线式生产的柯云路外，竟还找不到可与他匹敌的人。“六亿人民一作家”，固然是一大讽刺，但被讽刺者比所有人写得更多，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浩然，唉，可惜了。
钱锺书《围城》（长篇小说）
钱锺书是超级两栖动物，作为作家，他可以嘲笑学者没才气；作为学者，他可以数落作家没学问。从他认为学者只需坐板凳而作家必须有才气来看，恐怕他更以作家自居。没学问的当代作家太多，因此大多数当代作家认为钱锺书的文学作品不值一提，只有他的学问惊世骇俗。我的意见与此相反。《围城》毕竟是原创性作品，而《管锥编》不过是对他人原创的知识进行了一番前无古人的深加工而已。宝石与加工宝石的人毕竟不能混为一谈，尽管未经加工的宝石不会戴在公主或王后的脖子上。公主或王后只会感谢加工宝石的人，而决不会感谢在知识矿洞的深处直接开采粗糙矿石的人。《管锥编》的读者当然也应该感谢作者，没有钱锺书，这些宝石很可能永远不会向这些眼睛发出闪光。敢于轻薄《围城》的当代作家，在《围城》之后并没有为读者贡献出多少值得一提的玩意儿，因此《围城》依然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最有特色的一部杰作。如果说《管锥编》为钱锺书加了冕，那么《围城》就是这顶学问王冠上的宝石。
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长篇小说）
从产量来看，你很难不佩服他，从质量来看，你又很难太佩服他。记得读到过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外国的前大作家，非常耐人寻味：如果他写毕成名作就封笔，那么文学史就很难绕开他，可惜他又写了几十部畅销书，越写越差但越来越畅销，终于在把自己弄成百万富翁的同时，亲手关上了文学史的大门。或许有人以为，写文学史的穷学者们嫉妒这个畅销书作家的发财，因而达成集体默契——别提起他。然而这是对学者良知的无端诽谤。真正的大作家决不可能被文学史埋没。文学史不是由心胸狭窄的文学史家写的，而是由大作家自己写的。这个前大作家写完一部杰作之后，即便去杀人放火上了断头台，他的杰作依然是杰作，文学史决不会遗漏他。但这个前大作家写完一部杰作后又写了无数的滥货，等于是救了一个人以后又杀了几十个人，那么他当然不可能再被称为英雄。写得太多太滥的码字工振振有词地说，难道你要我为了艺术而放弃生活吗？可见是他们自己先放弃了艺术，文学史才不得不放弃他们。
顾城《英儿》（长篇小说）
制造悲剧与揭示悲剧是两个概念。人类是擅长制造悲剧的物种。然而一个擅长制造悲剧的民族如果同时兼有擅长揭示悲剧的能力，那么文本悲剧的净化能力将有助于该民族超越事实的悲剧，至少使事实的悲剧不落入恶性循环的泥淖——使下一个事实的悲剧有点新意，从而使这略有新意的恶成为撬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很不幸，中国人是一个仅仅擅长制造事实悲剧而不擅长用文本描写悲剧的民族，中国的文人仅仅擅长把事实悲剧描写成文本喜剧。顾城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却事先把这个事实的悲剧用文本形式写成了喜剧脚本：一部以天真无邪面目出现的邪恶之书，一个童话式的恶魔的毒咒。这个才能有限却被精神贫困的时代谬誉为天才的自恋狂，先是半推半就，成了喜剧性的偶像，随后又自作自受，悲剧性地破坏了偶像。两个不幸的女人为这个顽童的恶作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死一生，死者悲惨地死去，生者悲惨地活着，完成了他的童话，也终结了他的童话。
曹禺《日出》（话剧剧本）
尽管在“鲁郭茅，巴老曹”的现代封神榜上屈居末座，然而用世界性艺术度量衡来评价，曹禺的艺术造诣足以跃居榜首。曹禺的戏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正如大雕塑家远远少于大画家，大戏剧家也远远少于大作家。在成就有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马平川上，曹禺的戏剧却是一座异峰突起的高山。曹禺之前的中国文明戏属于史前史，曹禺之后的中国话剧属于衰亡史。曹禺是中国新戏剧一次光芒四射的“日出”。他的每一部戏剧都不同凡响，置诸世界戏剧宝库而无须自惭形秽。然而中国新戏剧也仅有这样一次日出，当红太阳光临中原大地之后，曹禺的戏剧以及中国新戏剧就不得不用陈白露的著名台词为自己唱起挽歌：“太阳出来了，我们要睡了。”曹禺是进入当代以后精神休克最严重的现代巨匠，他陷入了“形同枯木，心如死灰”的绝境。银行破产时，损失最惨重的当然是最大的存户。中国的戏剧夜莺就这样被掐断了美妙的声带。曹禺戏剧生命被腰斩的损失，只有其同姓先辈的“红楼梦残”，才差堪比拟。
梁羽生《萍踪侠影》（长篇小说）
一九八三年，我之所以在校园书亭里咬咬牙以一块八毛钱的巨款买下此书，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一本普通的书不该卖这么贵——同时期买的黑格尔《小逻辑》精装本一块九，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二块六。当时我根本没听说过新派武侠小说。书读完后被我扔在一边（我觉得确实好看，但那不足以吸引我），随后此书就像武林宝典《易筋经》那样在你争我夺中开始了迅速而神秘的传递，从一双手传到一双手，再被另一双手抢走。经过破案般的艰苦追踪（我想保留它做个纪念），半年后书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但是封面已经没了，换成了皱巴巴的牛皮纸，版权页和目录页也全飞掉了，所以它的定价不是我此刻查出来的，而是当时狠狠地记住的。这本书受到了与文革时期的禁书一样的遭遇，在短期内成了烂菜皮，足以说明新派武侠小说的魅力。何况不过是区区一个张丹枫，金庸的郭靖、乔峰、令狐冲、韦小宝和古龙的李寻欢、江小鱼都尚未在大陆出场呢。
阎连科《夏日落》（中篇小说）
一个名叫“夏日落”的小炊事员偷连队里的枪自杀了，原因不明，却引出了连长和指导员的心事情仇。小说对当代军人的心理现状作了令人吃惊的描述。作者的文字“吃”得很深，像一艘核动力潜艇，情节紧凑如扣紧的枪机，人物心理又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两个当年在自卫反击战中立过战功而今却只想着再晋升一级的“老兵油子”，被作者刻划得呼之欲出。讽刺是惊人的，妙的是被挖苦的对象同时还是被同情的对象，作者的立场也因此暧昧起来。暧昧，正是小说家的法定立场，以便笔墨能够在漫不经心间穿透苦难，直捣心灵。语言犀利，动词用法尤其讲究（虽然偶尔失之生硬），比喻也生动别致，如连长“将目光一针一线缝在指导员的脸上”，个别的还让人惊叹，如用厕所里的蛆虫比喻伊拉克的军界众生相，堪称神乎其技，一出手就进入象征妙境，雄辩得令人窒息。
智量《饥饿的山村》（长篇小说）
一位略具沧桑的文化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多半会萌生一次写小说的冲动。这样的小说一经写出，当然无一例外均属自传或变相自传体。这是因为该“冲动”的来源，系受到一股不忍使此生虚度的愿望的撺掇。俄罗斯文学专家智量教授于花甲之年重新审视生命之路时，情动难已，《饥饿的山村》遂告问世。小说写的是右派分子王良六十年代初期被下放到西北小村李家沟接受改造的经历。在冷峻的白描笔触下，读者如目击者般看到下葬的婴儿转眼便被人挖出下了锅；为了好歹沾点荤腥气，女人的月经带都有人舔个精光；饥饧辘辘的王良为了弄点东西塞进肚里，有时只能留意驴子吃什么草……翻译过康拉德名著《黑暗的心脏》的作者，从这块磐石般压抑的黄土地上，向我们展示了苦难民众的大美大德。这份美德通过与恶势力象征薛永革组长从忍耐到对峙到爆发又终至于屈从的历程，被楬橥得愈益动人。李江玉的嫉恶如仇，秋眉嫂的哀婉风姿，还有兼具巫婆身份的李七姑，通体洋溢着野性的正义和风泼的情怀。小说结束了，悲剧的幕布却依旧没有拉上。
鲁迅《阿Q正传》（中篇小说）
在现实层面上，阿Q是可笑的渺小人物；在文学意义上，阿Q是不朽的伟大形象。阿Q是高度概括性的，是鲁迅笔下刻划传统国人国民性最深刻的典型，更是新文学史上最成功的文学塑造。小说的结构、布局、技法，与成熟期的《孔乙己》《祝福》等相比，都显得稚拙和粗糙，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连载的局限有关，而作者最后又近乎随便地不想再续写下去了，于是草草收场，但这一切不利因素都无损于人物形象的生动鲜活。阿Q这个人物在文学史上根本无法追认先驱和寻找源头，研究者也难以探索影响的轨迹。所谓艺术的不朽，仅仅指这种纯粹原创性的艺术，平庸的艺术与不朽无缘。圆熟的技巧，往往正是平庸的标志。而真正的大师可以无视技巧，因为他有技巧以外的无可替代的东西。作为大师，他不是因为把一些大家都会玩的技巧玩得更娴熟，而是因为他为世界增加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因此敢于粗糙、随便甚至犯低级错误，恰恰是大师的特权。求全责备者，仅仅证明了自己的平庸。
痞子蔡（蔡志恒）《第一次亲密接触》（长篇小说）
有人称它为“网络文学”的样本，对此我无力评论。小说情节是关于一个道德登徒子与一位“美眉”的网上交往，颇能让还不具备网络经验的读者或天下“菜鸟”一新耳目，但一部小说靠这种内容上的先机取胜，通常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正如喜欢掉文的作者曾向读者解释“多情”与“滥情”的区别一样，我们也知道“新意”和“新鲜”是不同的概念。有新意的作品隔多久都不会陈旧，仅仅感觉到“新鲜”的东西则像男女主人公熟悉的麦当劳汉堡包，出炉十分钟就得扔掉。小说的故事再滥不过，与我们熟知的日本情爱电影大为相似：美艳无比的女主人公最终总是患白血病（小说中换成“红斑性狼疮”）哀哀死去。虽然滥，但却是骗取眼泪的稳妥方式。爱情故事，本来就对创新要求不高，不管网上网下，“网络文学”看来也没能洗洗我们脑子。小说真正可以震歪读者眼睛的，是作者的语言，那种扬言可以得“诺贝尔唬烂奖”的语言。当作者将爱情表达与水利工程术语结合在一起，我们更看到了这种语言的奇迹，超过“一把雨伞跟一个少女在缝纫机上相逢”。
韩少功《马桥词典》（长篇小说）
《马桥词典》曾经引起相当无聊的风波。博尔赫斯认为，他一生都在重写同一个故事，甚至所有的作家都在重写同一个故事。作家总是要受前辈大师的影响，无法想象不受影响的作家会是大作家。即便没有读过，但只要知道某部书存在，你就可能受影响——只有从来不写故事的“批评家”才会不受影响——但影响的焦虑并不影响有自信的作家依然可以独创，把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写出新意来。我认为韩少功做到了这一点，《马桥词典》是国内近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马桥”成了一个有自足意味的语言岛。作家借用词条分离的天然合理性，成功地打散了传统小说的完整叙事，实现了挣脱“主线专制”的初衷。但作家在借用对词条进行释义的天然合理性时，却加入了过多的议论。在引用经典时也有两个小疵：一、把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误归孔子名下。善于藏拙的当代作家则习惯于统称“古人云”。二、把“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误注为《庄子内篇第十》（实为外篇第十），须知《庄子·内篇》仅有七篇。
琼瑶《青青河边草》（长篇小说）
琼瑶言情小说是消费时代的典型产物，相当于好莱坞的娱乐片。消费时代如果没有琼瑶女士适时出现，不仅不正常，也未必健康。琼瑶谈不上是造梦高手，造梦老手的身份则一点不假。她的小说永远按既定模式制作，讲究规模化效应，专门负责向都市里生活单调、课业繁重的女中学生（包括现在那些喜欢自称“女孩子”的大学生）大量供应情感氧气。让我感到泄气的只是，西方的同类产品，除了和琼瑶一样热衷于离奇的情节、张狂的个性外，往往还格外仰仗智力因素，这也是世上三流小说家大多热衷于写侦探小说的原因。反观琼瑶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很弱智，情节的展开、笑料的组织、悲喜剧的酿成，几乎无一不是在“弱智牌”马达的推动下完成的。只要她笔下的俊男再多一点理智，倩女再多一丝聪明，她的小说不出二十页就得搁浅抛锚，无法再挪动一寸。小女孩被琼瑶大妈弄得大掉眼泪，我不会有什么意见，反正她们泪囊充盈得很，不流白不流，流了也白流。但看到祖国的花朵一个个变成“格格”乱叫的傻大姐，我却有点鼻子发酸。
戴厚英《人啊人》（长篇小说）
戴厚英是女中豪杰。如果她总是比时代节奏慢一拍，就是一个风派人物，然而奇妙的是她每次都快一拍，于是成了传奇人物：在老一辈文人遭殃时，她以新一代革命文人的面目得宠；当更多的同辈文人竞相争宠时，她却以抚哭叛徒的惊人勇气爱上了受自己管制的牛鬼蛇神——诗人闻捷；当人人洗刷自己的文革污点时，她却第一个写出了解剖灵魂的泣血之作《人啊人》。最后，她又比生命的自然节奏走得快了一步，她开门揖盗，在暴徒的屠刀下完成了一生的传奇。然而如果要把她称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我又感到为难。因为她不是张志新，也不是顾准。她既不是思想先驱，更不是殉道者。她离伟大很远，但很真实。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普通人。她不是一面旗子，而是一面镜子：每一个普通人能够从中照出自己身上的软弱和迷失，以及在软弱和迷失之后的抗争和自新。她使我们看到，平凡中可以有高贵，卑贱中可以有圣洁。生命的迷途中永远有人性回归之路，只要你真诚地苦苦寻找。
笔者并非治小说史的专家，不少现当代作品未能细读，甚至未曾经眼。在本文撰写过程中虽做了一些拾遗补阙的阅读，然而许多作品没能找到，有些作品尽管找到了，但或者无法卒读，或者未敢赞一词，故本文只能算是“经眼录”和“豆棚闲话”。诗曰：瓜棚榆下且唠嗑，圈内诸公莫要呵。纷纷书页随风走，彼自翻飞我自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