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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
作者：李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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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正像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章氏旧学功夫主要有黄侃、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诸嫡传弟子所承传，他们术业有专攻，在各自的专业门类方面各有独挡一面甚至独步一时的建树，但思想学术上综合博大的气象，则终无一人能逮及其师。如本文在所有可能作出提示的地方已经提示过的那样，新文学家中与章氏精神渊源最为深契的，还得首推周氏兄弟。鲁迅与章氏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章氏在人生重大挫折中展开其思想和学术苦旅的早年情景，与鲁迅一生的思想、文字和人格干系尤深。鲁迅于1906-1908年间写下的几篇著名论文，尤其是《文化偏至论》和未完成的残篇《破恶声论》，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在重历史、尊道德、憎公理、倡个人及排众数等一系列问题上，几乎都站在章太炎的立场上，立论的依据大多来自《民报》时代的章太炎，就连驳难的方式和遣词造句，也对章氏《四惑论》诸文亦步亦趋。此外，像不少说者津津乐道的那样，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以《从文字至文章》开篇，遵循的也即是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中由《小学略说》而《文学总略》而《诸子学》这一从基始根本叙起的著述体例。"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55〕，本是章氏的一贯思路。可能对进化论是网开一面，未能像太炎先生那样施以激烈攻击，鲁迅自述南京求学时代起就是进化论的信从者，20年代后期才申明与之正式分手。但暌之鲁迅的创作，他对进化和未来的持疑又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如前已述，狂人"某生"与生俱来与食人史纠缠不清的原罪，以及由"狂"造成的他与狼子村村民的根本隔阂，致使其规诫村民"改了吧"和"救救孩子"的呐喊，最终归之于无助和无效；《野草》中"好的故事"仅是南柯一梦，而匆匆赶路者的前程则是一片坟场；如此等等，在此说明鲁迅的内心深处，对寄希望于未来的进化论其实始终是存有犹疑的，不抱太大希望的，因而不妨说，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对进化论的态度与太炎先生实际并无二致。主撰《民报》时代的章太炎对个人的自主自足权利作了无限膨胀的辩护，但此一极端化了的个体论本身即是章氏不遗余力投身其间的排满民族革命的一部分，它从一起始就是奔着拯救民族的目的去的，个体独立与民族群体的复兴事业是不矛盾、不界分、二位一体的，从个体直接就可以跨越到群体、集体、民族和国家政治的。太炎早年曾有《明独》一文，阐释大独与大群的关系，说："夫人独必群，不群非独也。"章的"大独"大致相当于早年鲁迅讲的"排众数""任个人"的"个人"。在章氏看来，要成遂大群，先得成遂大独，大独是实遂大群的手段和途径，不是目的，目的在大群。章氏大独大群的关系，有点像民间过河拆桥一语中河与桥的关系，过河才是真正要紧的目的，桥只是手段，过了河就可弃之不顾拆掉了事的。十数年前李泽厚提到的"救亡压倒启蒙"，指涉的正是新文学初头、也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初始之时曾被极为看重的个性，因必须听命于民族、群体及阶级利益的诉求，很快就被自愿不自愿地抛弃了这段史实。20年代末起，随政治的直接美学化，个人越来越成为政治意志和阶级的工具和符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无从谈起。即使悍然独往一身傲骨如鲁迅，也一度由进化论改宗阶级论，30年代之初参与对"第三种人"的批判，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此信实系冯雪峰代笔）也掺有不实之辞，但同时对左翼文艺界组织者在私人书信中又多有抱怨，并劝告萧军不要参加组织，显然又有反思和怀疑。个体和群体的界分不清，可以直接置换，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这一巨大症候，在章太炎和鲁迅身上有惊人相同的承载。投身排满民族革命时的章太炎，政治上可以说终究不得其志，然其本色却在仍不堕其志，与当途斗，与乡愿斗，七被追捕，两入幽禁，使酒骂袁，以死相抗，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舍身赴难，身践履行，诸如此类佛入地狱、自度人的性情、气质和人格，对鲁迅精神人格的构成影响至为深厚。鲁迅辞世前不久，两度撰文回忆太炎先生，亦可见出章氏在其心目中无人可与比肩的分量〔56〕。舆情有"章疯子"之说，太炎先生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然自许。《狂人日记》中"某生"的狂癫，虽不便直接指认前述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致辞上的自我期许为其观念原型，但至少有着一份耐人寻味的"巧合"：二者所共有的精神上的异端性，使"某生"与章氏之间无形中维系起一道"家族相似"的关联。疯者，狂也。狂有传统狂狷的成分，更有个人径行独往独自承当气概的一面。澳籍华裔学者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拾》一书附录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述及章氏晚年对王阳明的重新推重，是以对王氏身上蕴含的侠气的重新发掘为枢纽的，由此推论章氏思想中对"儒侠"一脉余绪的承传：
试观太炎一生行径，但凡"义有未安，弹射纠发，不避上圣"，原是他所高调的"特立独行"精神的散发。……章太炎在斟酌"大独"、"大群"之际，如此推重侠者的古风，恐怕正因他们分享着追求正义的共同心理（"正义"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与"悍然独往"的共同气质。事实上，他自己便是一个精神上的独行侠！
鲁迅当年的任个人、排众数、掊物质、重精神，对一切标以"公理""公道"识记的事物不遗余力地痛恨排击，毅然选择"荷戟独彷徨"、独自徘徊于无地作为自己基本的生存方式；小说《铸剑》对黑衣人行侠风仪的耽迷，《理水》、《非攻》对摩顶放踵的大禹和墨翟的推许〔57〕，以及杂文中对敢于抚尸痛哭的叛徒的另眼相看和真心期待；他那清风傲骨的性格，坚忍自持藻雪精神的品行及自由不羁的思想方式，无不都与守持"依自不依他"哲学的"悍然独往"的"精神上的独行侠"章太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精神血脉关联〔58〕。
鲁迅的研习佛经显然也与章氏干系甚大。他最初研读佛经的热情，可见于保留下来的1909年太炎先生邀周氏兄弟一起修习梵文和佛经的一封信中。章囚系西狱三年，备受狱卒凌辱，同囚的邹容不堪其虐以致庾死，章则于做苦工之余，朝夕必研诵《瑜珈师地论》，悟得大乘法义，得以捱过狱期。鲁迅于民国三年（1914）起重新开始看佛经，用功之猛，为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据鲁迅日记书帐，是年购有九十余种佛书，经、律、论三藏，小乘大乘，均有涉猎。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载，他最先买读的即是《瑜珈师地论》，与章氏研习佛理的顺序是一样的。许寿裳在同《记》中说："他对于佛经只当作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这与太炎先生坚持"六经皆史"、平视九流诸子之学，始终将儒学经典当作文献史料看待的思想学术立场，以及佛学发起信念、增进国民道德的入世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鲁迅思想、学术和人格修为上受惠于魏晋人物和思想的一面，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孙伏园在回忆文中写到，五四时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是说鲁迅思想深受尼采、托尔斯泰影响，文章则颇得魏晋风神熏染，"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59〕。鲁迅对魏晋一段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和人物文章，情有独钟，下过很大的功夫，他后来那篇名世的讲演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在梳理和重建有关这段历史文化时空的记忆时，显得如此从容和自如，举重若轻，对魏晋文人的生存处境和思想风貌，都有精到的体验和描述，非造诣精深者莫办。王瑶先生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随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时撰就的，后来由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出版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部姐妹篇系列论文，如今已成为研读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生必读书，而这三本书的思路和方法，可以说基本不出鲁迅这篇名文的筹划范围，是这篇名文的衍化和铺陈。鲁迅用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四个关键词来标识和评述魏晋文章，显然得力于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关于"通脱"，鲁迅较刘氏有精彩的发挥："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章太炎尊重差异性存在的齐物思想。鲁迅对六朝文章有过的亲近，也可从周作人晚年追忆中约略见出：
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薭》，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60〕
这段时隔多年的追忆，恐怕更多地带有追记者本人精神意趣的印记。其实鲁迅爱重的是"师心遣论"、"使气命诗"（《文心雕龙·才略》）的魏晋时代，尤其爱重面对危难敢于作出极端性感愤回应的嵇康，故对魏晋文章显然不是仅仅当作文情兼胜的文章来看待的。至于玲珑多态、繁华足媚的纯粹六朝文，未见得鲁迅会有什么兴趣。周作人则偏爱南北朝一段，尤其爱重"把酒赏菊"的陶潜和洞达世故、性情渊雅的颜之推。于此也可见出周氏兄弟性情趣味上的明显差异〔61〕。魏晋人物中，鲁迅格外称服嵇康的"思想新颖"。自1913年起直至离世前，二十三年间，鲁迅校勘《嵇康集》先后达十余遍，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跋》、《〈嵇康集〉考》等专文，对嵇康的专注和追慕，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研究者之于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总是一种双向互动、互相渗透和互为印证的关系，对象的隐秘含义，有待独具慧识者前去烛照唤出，而在烛照唤出的过程中，研究者投射其间的慧识，必将在其研究对象那里留下印记，意义并非现成先在，研究者同样也参与了意义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被从隐秘状态中照见和唤出的对象的含义，也将无形中给研究者的心智带来意想不到的诸多调整、提升和规范，实际上，被研究的对象也参与了对研究者心智重新型塑的过程；因此，潜心研究一个作家或一个文本秘密隐在的意义，终将变为研究者对自身心智构架的一种重新设定。这一点可以解释鲁迅文章中魏晋风度的由来。而鲁迅在人格范型和行文方式上独独钟情于魏晋，固然有其自身精神个性人格生成特性上的原因，但章太炎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七
对魏晋六朝文章的看重，也是清末以降渐成气候的一股思潮。自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文援引魏晋间文笔之分的界说，以附会和重新阐释孔子赞《易》所著《文言》之旨，及清末追慕六朝最为出色的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之后（李则编有《骈体文钞》），取法魏晋六朝遂成了抗衡和解构长期浸淫文坛的桐城派宗尚唐宋八大家古文风气的一种重要取径。辑有《八代文粹》的王閏运，为文深得六朝风概浸润，故在力持三国两晋文为雅、唐宋文为俗之见的章太炎看来，"并世所见，王閏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62〕。一身烈士精神的维新志士谭嗣同也在《三十自纪》中述及自己为文归宗魏晋的经过："嗣同少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之以为似矣，而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归一之士，稍稍自惭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甚至行文风仪与魏晋文风马牛不相及，却与日本报人、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颇为投缘，并由此招致章太炎嘲讽〔63〕的梁启超，也在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附风跟进，对魏晋文大套近乎："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觉晚汉魏晋，颇尚矜练。"鉴于梁素以擅随风尚迁移著称，他说魏晋文的好话，足以印证其时崇尚魏晋文风正成风靡之势。与章太炎一度同主排满革命而学术上始终颇为相得和彼此推许的刘师培，除后来曾为北大撰有《中古文学史讲义》，讲授《汉魏六朝专家文》之外，早年即写得一手好骈文，并对开清末推重魏晋风气之先的阮元表示服膺。章太炎则更为决绝地从排满民族革命立场出发，对位至清朝重臣的阮元嫉恶如仇，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处处将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论竖作靶子，梳理汉魏六朝有关文笔之辨的各家意见，力辟阮元以沈思翰藻、俪词韵语为文，将经、史、子排除于为文之外和归之于笔的荒谬，主张对文须作无所不包的宽泛理解，不仅经、传、诸子皆应包容在文的范畴内，而且较之敷文缡彩的俪词韵语，更属为文的重头。但这并不妨碍在文宗魏晋这一点上，章与阮元间有殊途同归之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折衷于乃师和阮元之间："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认为太炎先生是从大处着眼，阮元则是就根本立论，两造可以说都没有错，只是各有偏重，若能参合互补，正好可以补纠
为文之偏失："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阮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
章对自己学文之得失及终至独崇魏晋的经过，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所交代：最初羡慕韩愈为文奥衍，后又学步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三国两晋文辞及宗师法相，窥得其谈玄论政仪容穆若、气度舒卷，遂放弃承袭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及文宗唐宋的桐城派，对清代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也感到不满，不欲与之同流，格外推服综刻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理文章，认为其析理绵密，托体高健，义蕴闳深却平易而有风致。自称中年以后撰文，"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与清末民初诸家专着眼于魏晋六朝文文学修辞上的闳雅流美明显不同的是，与其说章氏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华辞，毋宁说他看重的是这一时段的思想及对思想的有力表达。从章氏于三国两晋文中称赏的是并非以文采而是以思辩见称的王弼、裴輎、范缜辈，以及推重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隋唐间思想学术文章第一家，都清楚不过地表明，章氏其实更为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致思方式的优长，即思想和学术的奇峻独到与析理的缜密深入。章氏称道魏晋是有真正的思辩和学术的时代，《论中古哲学》明言，"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魏氏始"，并力倡"五朝学"，称赏钱大昕《何晏论》力排成见替何氏辩诬之举，对历来诟病的魏晋玄学清谈有很高的评价，并力诫人们打破以世道盛衰褒贬汉晋的传统史家习气，对历来相沿成习的推崇汉唐盛世的史见，及将魏晋归入文学"衰世"（苏轼即据此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的传统评判，作了有力的匡正、颠覆和消解。唐代以诗赋取士，文学大盛而学术反遭荒疏，章以学术思想史家的立场，一向看不上有唐一代的学术文章，以为乏善足陈，自然容易理解，但汉代是经古文学的本家，清代朴学本以批判宋学、重新接续汉学为抱负，章氏指认三国两晋文不仅唐代无以比肩，而且超迈汉代，这评价自然就非同寻常的高了。
章太炎对三国两晋思想学术文章的重新估定和高度评价，不仅在清末以降的魏晋文复兴思潮中显得别开生面，而且对及门弟子，并经由章门弟子的中介，对新文学也实多启导之功。章氏旧学上的嫡传弟子黄侃，即研治《文选》甚力，并有功力深厚的名著《文心雕龙札记》行世，他的《汉唐玄学论》和一手好骈文，也均表明受五朝学和六朝文的浸淫披溉之深。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其"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小赋可追魏晋；五言有晋宋之遗；则固足以绳徽于炳麟而为高第弟子焉"。新文学家中，鲁迅已见前述，周作人意在将新文学的源流再度上推到六朝，这一已见端倪而最终未能完成的筹划，以及屡屡撰文述及对《颜氏家训》的推重，也都与章太炎大有关系。
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系列讲演中上靠下挂，以晚明公安、竟陵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印证五四新文学的主张自我，反对复古，断言"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相同"，深信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指认明末公安三袁的小品文写作为新文学的正宗源头，无疑蕴含有为30年代标举"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写作争得合法名义的意思，并与30年代渐成强势的以"阶级"、"政治"等关键词取代五四的"个人"、"人道"、"民主"、"科学"等知识谱系，即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倾向相抗衡。忧患于时势的鲁迅则在翌年的《小品文的危机》中，提醒其理解和接受上的偏失，力求复原晚明小品的完整真实形貌，尤其提请注意晚明文学对应危难和表述感愤的一面："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并进而追溯到同样有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清言和唐末杂著，以为同样或更值得当代的小品文写作者效法。平心而论，周作人的眼光并未完全停留在公安三袁那里，就在倾力褒奖晚明公安竟陵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讲座中，他已隐略提到了六朝散文的魅力。是年替沈启无选编的《近代散文钞》作的新序中也写道："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末，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几乎就在同时，他便在北大开出"六朝散文"。而早在此前的20年代，他就已在孔德学校兼任的国文课上指定《颜氏家训》作为主要授课教材之一。
千百年间，《颜氏家训》二十篇仅是被世人视作世事洞达，学识博杂，在谨慎处世和勤勉向学方面可以给人提供切实有益参照的训诫类读物，从来不曾为思想学术史家正视青睐过，第一次正式将其提升到思想学术史层面加以诠衡定位的，始作俑者不能不推章太炎。1914年10月至1915年初之间，被袁世凯幽禁的太炎先生于极度忧愤中复取《*5书》增删改定的《检论》卷四《案唐》篇，历数"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徒能窥见文章华采，未有深达要理、得与微言者"，斟酌比较之余，乃下断语说："若夫行已有耻，博学于文，则可以无大过，隋唐之间，其推《颜氏家训》也。"章氏推重颜之推的"博学于文"，对30年代的周作人说来，自然容易激发特殊的感兴。此期的周作人，正措意于以广博的杂学打底，通过对传统异端思想资源的敏锐接纳，支援调整自己的思想，在历史诠释中重新规范新文学知识谱系，从而与其时正方兴未渐成强势的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左翼文学知识谱系相抗衡。章氏推重颜之推的理由，与此期周作人的思路显得颇为对路，无形间形成了某种支持。周作人30年代中期至整个40年代，撰文屡屡提及颜之推"思想通达"或"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并深表不胜向往和钦服之情。《风雨谈·关于家训》称："《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深厚，文章亦佳……"此一思想与文辞兼重的思路，与章氏从思想学术史家立场，重视三国两晋文的长于"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轻视任窻、沈约之流的藻丽俳语，虽不无小异，但基本同调。章氏晚年的国学讲演录中，对颜氏博学于文和深于感情的一面表示欣赏的同时，又不讳言对其"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64〕一面的引以为憾和评价上的有所保留，而周作人爱重的恰恰是章氏表示保留的颜之推重常识、求节制、讲情理这些但求"取便"不及"深理"的一面，具体取向上则约略见出分殊。
新文学史上，废名对六朝文和晚唐诗的推重几乎是不留余地的。废名在《三竿两竿》一文中称：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诗有盛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65〕
在对文章之美的讲究上，素来给人以"畸行独往"〔66〕印象的废名，趣味更是来得落落寡合，但却深得周作人"同情之理解"。废名早年的小说，几乎都是由周作人为之作序作跋的。周作人关于废名的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在序文中说过的一段话，称道废名的小说像一道流水，凡流经什么汊港弯曲或岩石小草，总要灌注潆洄或推拂抚弄一下，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直至80年代，仍令心仪废名的小说家汪曾祺感铭不已，推许为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的评价。当然，废名也独对1937年北京城沦陷前的周作人的为人为文钦佩无量（沦陷后，自有碍难，另当别论），师徒间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废名对六朝文的偏嗜自然直接得益于周作人对六朝散文的发掘和宣传，如果我们不想犯数典忘祖的毛病，则不妨将废名列在对清末民初魏晋六朝文风复兴运动起有重要作用的章太炎的再传弟子的名册里。正因为是再传，差异和离谱的地方，自然也就更多一些。
2000年8月、9月
注释
〔1〕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2〕据许寿裳与周作人回忆，他们因故不能在大成学校听太炎先生讲学，商请其同意，每星期日在章寓另设一小规模讲席。许寿裳《纪念章太炎先生》一文忆及当时的讲课情形："在一间陋室之内，师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步讲解，滔滔不绝……"（《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这一小规模讲席的听课弟子大致为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龚宝铨、许寿裳、周氏兄弟、朱宗莱、钱家治、任鸿隽、汪东、刘文典、沈兼士等。
〔3〕《章炳麟》，许寿裳编著，1946年3月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后收入存萃学社编辑的《章炳麟传记汇编》一书，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12月。
〔4〕有关章氏"真""俗"概念的界说，谢撄宁《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中有周到的考论，谢称："由于章太炎的真俗之辨，带有鲜明的相对性，我们很难机械地画定他的真界与俗界的范围，因为他的说法，在许多情况下，又偏偏与我们的常识不同。当他自以为求得真实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超越了现实俗世，走到了我们从常识看来一个虚幻的世界，而在他回头向俗的时候，这个俗又却是我们能够把握的真了！"颇可参读。该文收入谢著的《章太炎年谱摭拾》一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
〔5〕梁氏本人在给严复的信中也曾有自剖："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心……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以抗心自问，亦自笑其斯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士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从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虽属与友人间促膝谈心式的诚恳自省，不乏自谦色彩，但也颇近实情，不失自知之明。
〔6〕参姜义华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50。
〔7〕1922年6月15日章氏《致柳翼谋书》，言及十数年前革命时代的激烈诋孔，不无后悔之意，自称多"狂妄逆作之论"，又自辩皆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云"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故"至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
〔8〕"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愈违其解故。"
〔9〕《与人论朴学书》："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
〔10〕论康有为："治公羊学，不逮戴望甚远，延其诸说，以成新学伪经之论。"论梁启超："文不足以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奏，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论及严复之流："学文桐城，粗通小学，能译欧西先哲之书，而节奏未离帖括，其理虽至浅薄，务为华妙之辞。"俱见章氏《诛政党》，原刊1911年10月26日、28日、31日槟榔屿《光华日报》。
〔11〕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见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见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刊《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4年3月。
〔13〕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中，对此曾有相当精细和动情的体察："众所周知的鲁迅有学问的革命家的评语，固然是对于世间给晚年章炳麟加封国学大师头衔的异议，而其间亦充溢着鲁迅充满怀念的情思。章炳麟留给鲁迅的倾注全部学术力量参与政治的强烈印象，使得他在共鸣的同时亦慨叹当今时代已不复存在此种动人心魂之事。"见《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
〔14〕参见郜元宝《"二马之喻"：鲁迅与中国现代学术之分途》一文，《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15〕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在致胡适信中丑诋鲁迅，胡适回信要她"深戒""旧文字的恶腔调"，力主"持平"之论，说"鲁迅自有他的长处"，认为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11月。
〔16〕据周作人等人回忆，鲁迅早年很擅长从某人的形貌举止及谈吐习惯中捕捉特征，从而惟妙惟肖地用作某人的代称（"绰号"）。如对顾氏用过的"红鼻子"（在私人间的通信中）和"鸟头先生"（小说《理水》），即体现了仅从外部形貌即能对人产生强烈好恶感这一个人主观色彩甚浓的评价方式。〔17〕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参注2。
〔18〕据高景成《章太炎年谱》，收入《章炳麟传记汇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12月版。〔19〕章称："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矣。"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p．474，中华书局，1979年。
〔20〕、〔27〕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
〔21〕《章太炎书札》，转引自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拾》附录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
〔22〕据许寿裳回忆，在太炎先生为身边几个关系密切的弟子授课时，青年鲁迅曾对太炎先生有关文学的界说提出了不同意见，鲁迅的意见大致为，"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先生的反论为，兴感怡情非为文学所专有，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诗赋，可以无须兴感怡情而并不影响其作为诗赋的存在，同样，学说可以包包兴感怡情的力量，如贾谊《过秦论》，但并不因此就使学说改变性质。《文学总略》中留有这场师弟辩难的若干痕迹。但《总论》中的"或言"未必专指青年鲁迅，当是章氏对包括青年鲁迅在内的其时持兴感怡情为文学特质见解者的回应和答辩。
〔23〕《说林》："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礼失则求诸野，匠师雕虫，贤于士人远矣！"《与王鹤鸣书》："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均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国故论衡·明解故》论及如何对待、整理前人典籍，认为孔子为善于删定者，刘向父子则为善于校雠整理者，后世每况愈下，"近世集《四库》，虽对治文字犹弗能定，文之材，遏而在野"。
〔2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5〕"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
〔26〕参见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8〕章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1907），收入《太炎文录》时改题《论汉字统一会》。
〔29〕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p．195，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
〔30〕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一文力辟此嫌之无据，替吴辩诬。
〔31〕周作人也参与了这一工作，承担散文一集的编选并写了长序。他将郁达夫几篇已由郁本人或其他选本编入小说集的作品，编入这套大系的散文一集，无形中拓宽了新文学对散文的理解和接纳空间。
〔32〕据吴小如《俞平伯先生的一封佚信》，俞在给吴的信中云，"相传（已数十年）我受明朝文人影响，实毫无根据"，"我在大学时爱六朝文则有之"。见《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2月22日。
〔33〕俞平伯1984年12月28日致邓云乡信中言及："沈本在盔甲厂燕大，我与知堂同任教，他只认周为师而终于破门，对我则自处师友之间，亦颇可笑，若其才则不可没也。"见《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
〔34〕俞平伯1983年1月16日家书中言及，"黄裳赠《金陵五记》讲南京往事，古迹徒存其名，书也没有什么可看。只老虎桥监狱访周文，是第一手材料，难得。中述知堂题画梅诗有"恰似乌台（御史衙门曰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自比东坡，何其谬哉！读万卷书，如不落实在自己身上，即毫无用处。这事使我极感不快，自我批判亦难于措词，唯有苦笑耳"。显然时过境迁，看法已较昔日为客观，故批判已多于同情。
〔35〕《释戴》，初刊1910年《学林》第二册，后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卷一。
〔36〕1914年4月刊于《国故月刊》第二期的章氏致吴承仕讨论王学的一封信中，章氏用唯识宗的"四分义"诠释王阳明的"致良知"，嗣后熊十力针对此信，批评章氏根本不懂佛学，不懂四分，全信"无一字不安"（见《十力语要》卷一）。又郭朋等著《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从佛学立场，对章氏有关佛学的著述多有驳难和辩正，可参读。
〔37〕谢撄宁：《章太炎与王阳明》。
〔38〕王**森《章太炎的思想》第五章结末处这样写道："太炎尝认为儒家忠恕之道，合于齐物。《论语》中讨论忠恕，消极的意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一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章太炎所同意的忠恕之道显然与儒家有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固为他所同意，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却不为他所接受，此由他批判薭矩之道即可知矣。《论语》的忠恕思想和《大学》的薭矩之道实互有通途，所谓薭矩之道，简言之，即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心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方正，而天下平矣，但章太炎不同意，他说：徒知薭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人，不知适以所恶与之。（《*6汉微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不可施于人；己固以所好施之他人，但可能适以其所恶与之，而且，这是持自己的"理"或"标准"以约束他人的第一步。太炎早已从人类惨痛的历史经验中看出这种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的善意所造成的大灾难。"台北，时报文化，1992年第二刷，p．161－162。
〔39〕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中语，刊1919年4月1日《公言报》，此书是对3月18日该报所刊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中书》的应答。
〔40〕沈尹默非章氏入门弟子。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自述当年进北大执教的由来时说："何窻时、胡仁源为什么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等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
〔41〕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42〕近时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述及文章入主北大文史，占据要津后排斥外人，后来实际上导致了北大文史研究滞迟不前，既无法与清华国学院及后来的史语所乃至燕京、辅仁等相比，也与北大的名声相去甚远，也是一种见仁见智的看法。
〔43〕1918年11月13日，章致弟子吴承仕书信中尝言及，"颇闻宛平（即北京）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云云。
〔44〕《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45〕朱希祖尚言："社会全体的真像，非白话俗语，不能传神毕肖。""文言的文，既以古为质，范围又狭，与现代社会人生不相应，虽有文学而无实用，竟与死一样。"
〔46〕三十年代庞石帚《章先生学术述略》中称："其早年持论，志在光复，或矫枉以救时，或权说以动众，若《诸子学略说》之属，譬之刍狗，用在一陈，本非定论。"（《制言》二十五期，1936）。近年朱维铮则谓："《*(书)自《订孔》以下论学术史诸篇，取舍褒贬，时见奇怪之论，原因即在章论学的箭垛始终在订康"（朱著《〈书〉发微》）台湾学者王**森说得更好："在与论敌长期缠斗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时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见王著《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1992第2版，p．59。
〔47〕据蒋复璁追忆，德国普鲁士学院（当时与英国皇家学会及法兰西学院鼎足而立的世界三大汉学重镇之一）原拟聘王国维任通讯院士（院士则限于德国人），这是一项相当高的学术声誉，但因王国维已经投水赴死，柏林大学中文系主任、汉学权威佛郎克教授遂以其他合适人选转询于其时正赴德留学研究的蒋复璁，蒋告以章太炎，佛氏不知章太炎其名，蒋复荐以胡适，得以成协。此事时为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见蒋著《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载台湾《幼狮文艺》四十卷第六期，1978年6月。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一书收有此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48〕章太炎：《答铁铮》。
〔49〕陈思和还指出了其与鲁迅译介的日本厨川白村。
〔50〕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1998版。北京大学翻译《百年孤独》的教授赵德明先生授课时，曾问学生们看没看过性心理学，一屋子的人笑而不答。结果他也笑了，对大家说：你们不要觉得好笑，这种事成年人每天都做，不看怎能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讲究卫生、写好文章呢？的确不假。人类历史虽说漫长，小说的历史也已不短，但我们的情欲世界却一直淹没在故事背后，仅仅在最近几个世纪文学作品才敢于直面它纷乱的光影。如果不去过分计较，只对它笼统作一下比较的话，那么西方文艺家对它细部上的观察、了解先于中国，这得益于他们理性分析技能的发达，至于总体性的情感把握，传统之中国却不弱于旁人，她对它有一套完整而成熟的说法和设计，它们是独特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
〔51〕唐振常：《章太炎与吴虞论集》，四川人民，1981版。
〔52〕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53〕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收《傅斯年全集》册四，台北，联经，p．15
〔54〕原刊1924年8月《华国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后收入《太炎文录续编》
〔55〕章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5册，1902年4月。
〔56〕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7〕哲学史家冯友兰在《原儒墨》一文中主墨出于侠，墨侠本一家之说。冯据《淮南子·泰族训》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认为墨与侠一样，皆有急难济困、慷慨赴死的侠义心肠，所不同者，侠是打仗专家，墨虽也属攻伐专家，但专门扶助弱小一方，主张"非攻"；侠遵守一定道义，墨则将此道义更加理论化、普世化……
〔58〕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据章氏1907年《民报》第16号的《定复仇之是非》，联想到鲁迅的《野草·复仇》及《铸剑》诸篇，指出："章炳麟从独特的立场论述了排满革命的根据，提出了单纯的复仇原理。……章炳麟的复仇论中最洁白的形态是与仇人同归于尽，这也体现了章氏革命论中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顺便指出，这种复仇情结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政治领域，深深渗入弟子的心灵，成为后来的小说家鲁迅的超理性决断和反抗之象征的原型观念。"这一洞察有助于拓展我们之于鲁迅思想及其小说原型观念来源的理解空间。
〔59〕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
〔60〕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6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大出版社，1998年。
〔62〕章太炎：《与人论文书》，收《太炎文录初编》卷二。
〔63〕参注10。1914年9月与陈柱论康、梁书中，反对熊希龄之推举梁为教育部长，说"梁之学术，率由剽窃，用之，虽东瀛人士亦笑之矣。"原信刊于1937年6月上海出版《学术世界》二卷5期，今转引于谢撄宁《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冯自由《革命逸史》一书中"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节，述及梁《烟土披里纯》一文系剿袭自日人德富苏峰。另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对梁著《中国史研究法》也颇有讪笑之辞。
〔64〕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大1995年。
〔65〕收入《冯文炳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66〕1946年7月31日俞平伯致信胡适，为废名能在北大文哲两系执教说情，信中有"窃维废名畸行独往，斯世所罕"语。见《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