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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重读弗洛姆与马斯洛

作者：夏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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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在东方故国日子难过，这已是历史；为何在1949年至1976年间，“自我”仍得承受极左运动的反复煎熬？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因为本土语境残存着严重的封建传统遗痕。其实，宗法文化的根所以腐而不朽，并非是其特有活力，还在于高度集权的体制依然适合它们绵延与繁衍。相当一段时期，国人是“谈人色变”的，不能从“人性论”角度谈人，只能从“阶级论”角度谈人，若有人偏要谈人性（如巴人），就是“抽象人性论”或“资产阶级人性论”，而谈“资产阶级人性论”，他就是“思想上的反对派”，离“反革命”就不是很远了。只能谈“阶级”，谈“阶级”还只能谈“阶级斗争”，还不宜提“阶级合作”。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只能是：当你无法把自己当人时，人家也可以不把你当人。什么叫“人的异化”？这就是。一旦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曰自由，二曰自觉，人就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自我”暨“自我实现”也就被一笔勾销。
　　这也从反面见证了1978年启动的“思想解放”事件为何会被命名为“新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当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启蒙”而言，若说五四新文化是世纪中国的人文主义初潮，那么，前者便是世纪中国的人文主义回潮，而人文主义的内核不是别的，正是“以人为本”，简称“人本位”。让一个久违了的“人”字重新在本土尊严地站起来，这在当初是亟需明智与勇气的——康德说启蒙就是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但“新启蒙”之“新”还应有另层含义，即它除了在价值取向上与五四先驱一脉相承外，它在文化哲学层面对“人本位”的学理探究似要比先驱深邃与缜密。这就不能不提李泽厚。1981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因“主体”这一关键词在当年可能诱发国人对“自我”的哲学觉醒，故此文竟未被获准及时公开发表。其实，与李泽厚“积淀说”相连的“主体性”理论，旨在阐释人性（主要呈示为民族品性）的历史生成及其传承，还远未落到个体层面，却已将某些人撩得心神不宁了。新时期学界真将文化哲学争鸣引向“自我”范畴的倒是刘晓波和刘小枫。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的实绩之一，便是明确提出人的“两次分离”说：若曰“人与自然的分离”，是人意识到自己是宇宙间有别于一般动物的特殊族类，从而在精神—行为上摆脱了对自然界的被动依附，而走向“社会本位”；那么，“个体与社会的分离”则使人意识到每一个体又是迥异于其他个体的独立存在，故人若想充分地发展自己，必须首先发展每个人的独特性，让个体在社会享有独立、自由，亦即走向“个体本位”——刘晓波坚信，人类价值意识从“群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意味着“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走向独立、自主、自由，使人的主体性得到深化和加强”¹⁹。看得出，刘晓波的说法已很接近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的理论²⁰。而刘小枫的贡献在于，他为当代条件下的中国文化转型引进了“神性维度”，他主张每一个体只有将人格至善为根基的“自我实现”置于人生首位这一神圣高度，人才无愧为“真正的人”——这又几乎与马斯洛有关人的“超越性需要”理论想到一块去了。
　　
　　第三节“自我实现”与自由选择
　　
　　“自我实现”其实是引导人们如何“做人”的理论。本土语境虽也历来讲究“做人”，但与其说旨在内在人格建构，毋宁说更谨小慎微于人际“关系学”，如此“做人”之结果，不仅往往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独立”做丢，而且连真诚也很少见。“自我实现”则重在探究：一个人将如何从“个体”成长为“主体”。“个体”在此既是一个计量学概念，也是生物学概念；而“主体”则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它是指某种具有价值内存的理想人格存在——这就务必抓住两大环节：一抓“自由选择”，二抓“独立担当”，两手都要硬。本节着重讲“自由选择”。
　　先讲何谓“自由”，何谓“不自由”。“自由”一词的涵义，可化简读作“自→由”。所谓“自”，是指每一个体所内存的、亟待实现的潜能或意向，它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所谓“由”，则指一个人要成其所是的那种定势纯属“天赋人权”，最忌外力的束缚。这就是说，当你踏实地将生命转为有序且有效地逼近理想目标的历程时，你就从发生学角度亲证了何谓“自由”。
　　“不自由”一般不离“诱”、“迫”二字。所谓“迫”，是指与“官本位”相连的长官意志或政制压力；所谓“诱”，则指与“钱本位”相连的功名利禄或市场效应。人有两个耳朵，若挡不住“官本位”与“钱本位”在坊间的喧哗，恐怕你将无计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即你将不知你到底要什么了——这也就无“自由”可言了。
　　故，无论着眼于社会分工层面的“角色自期”，还是着眼于普世价值层面的“人格自居”，“自由选择”的第一动力仍源自于“自我体认”，即要清醒且明晰地回答：我是谁？我现在何处？我将去何方？其关键是要使自己将扮演的“效用”型社会角色，与自己所信奉的“情感”价值取向²¹，尽可能融合而一，比如我想当“律师”（此属“角色自期”），是因为我崇尚社会“公正”（此属“价值自居”），这便使“内在的需求与外在的要求契合一致，‘我意欲’也就是‘我必须’”²²，这当是最理想的。
　　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职业”，与其学有所长的“专业”，及其由衷热爱的“事业”，这三者之间没了裂痕，这就意味着：正是“自由选择”，使“他正在成为自己那一类人，也就是成为他自身”；或曰“对某一特殊职业来说，某人是这世界上最合适的人，而这一特殊职业对这人的天赋、才能、趣味来说也是最合适的。他就是这职业，这职业就是他”²³。
　　当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因“自由选择”而转为乐生的第一需求，那么，这“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工作和娱乐之间通常的习惯上的分裂已完全被超越了”，“他的工作就是娱乐，他的娱乐就是工作。如果一个人爱他的工作，从中得到愉悦，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其他活动可与它相比”²⁴。进而，自我实现者也就会“把自己与他们的工作同一化（相融合、一体化），并使工作具有自我的特征，成为他自我的一部分”²⁵。这时，若有人问他：“你是谁？”或“你是干什么的？”他就会充满自尊且自豪地自报家门。由此又可见，自我实现者所成功“选择”的社会角色，已转为他“内在价值的体现和化身，而不是指达到工作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指机能上的自主。这些事业之所以为自我实现的人所爱恋（内投），是因为它们包含着这些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最终所爱恋的是价值而不是职业本身”²⁶。
　　人在现实世界中的“选择”自由与否，当然牵涉到诸多外因（比如国运、家境、人缘、机遇等），而不尽取决于自身，但若着眼于人格要素，则主体的“心理健康”乃至坚强，又委实对“自由选择”举足轻重。
　　检测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有参照性“指数”吗？大体有两个，恰巧都包含在但丁说的一句格言里：一是“让人家去说罢”；二是“走自己的路”。
　　马斯洛发现，那些作为“被试”的、成熟的“自我实现者”虽大多五六十岁了，但几乎全都“保留了，或者恢复了孩子般的天真”²⁷，即“赤子之心”犹在。马斯洛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更‘自然’而较少控制和压抑的，似乎是自如而自由地流露出来的，较少阻碍和自我批判。这种无抑制地和不怕嘲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冲动的能力，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的本质方面”²⁸。这就是说，“自我实现者”所以有比普通人更强的创造性，马斯洛坚信根子全在于其“心理健康”，“他们显然较少对文化的顺应态度”，若将此转换为但丁语式，便是“让人家去说罢”。
　　“自我实现”不在乎人家说什么，是因为更在乎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也就近乎但丁的“走自己的路”。不禁由此想到了王国维。王国维虽非现代心理学大师，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代巨子（也是一位非凡的“自我实现者”），他对灵魂历程的诗哲体悟堪称卓绝。王国维青年时曾说，一切有大学问、成大事业者无不经历如下“三境”：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阙千古箴言妙就妙在：上述诗语虽分别摘自宋词（依次为晏殊、柳永、辛弃疾所撰），但在王国维笔下，却又奇妙地叠出他对人生境界的深邃洞见。用心体味王国维的“三境界”说，你会发觉“第一境”旨在突出人生选择的“独立性”，世上的路万千条，最值得你走的可能只有一条，此路在何方，亟须你苦苦寻觅，这就不免逼你“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第二境”则是渲染生命体验的“亲证性”，一个人首先须面对的是自己，一个人最终将面对的仍是自己，没有谁能代替你去爱或恨，更没人能代替你的生与死，你既然选定了自己的路，你就得斗胆乃至咬咬牙走下去，哪怕一路坎坷，折腾得你形神“憔悴”，你仍须无怨无悔；“第三境”当是在庆幸且喟叹价值实现的“自明性”，那可是多少次山重水复，濒临绝境啊，最终命运还是公正的，天道酬勤，修得正果——亦即明白“人何以成人”的艰辛与尊严。
　　试比较王国维“三境界”说与马斯洛、弗洛姆之“论自我实现”，你会发现王国维之诗语，虽与西哲之学理表述语式不一，但中西哲贤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及其所给出的答案，却是异曲同工、神理相接的。
　　
　　第四节“自我实现”的人格障碍
　　
　　马斯洛是以研究成熟的“自我实现者”的心理现象而著称的。他相信“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²⁹。相反，瓦格纳、凡·高、拜伦那样的天才倒未必是心理健康的。这就是说，心理“健康和特殊天才二者是独立的变量，它们可能只有微弱的相关，也可能没有相关”³⁰。故马斯洛所以刻意将“心理健康”置于首位，就是企盼能从“被试”的存在样式中提纯出可资仿效的人性范型，同时又含“科学性”，因为可被描述、分类、测量，乃至被心理学所定义。这看上去，要比哲学家一往情深的价值遐想，可信度高。
　　“自我实现者”为何能做到“心理健康”？在马斯洛看来，那是因为“在他的基本需要已得到适当满足以后，又受到更高层级的动机——‘超越性动机’（Mefamotivations）——的驱动”，所以“他们具有一种归属感或充实感”，“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焦虑、空虚和孤寂，也不会有自卑或卑微等不健全的感情”³¹。“自我实现”者比常人更能体会到人生因灵魂的充实而安宁乃至欣慰。
　　这就是说，人的需要层次本是按价值含量多少而呈梯状递升的，被同一个叫“愉悦”的词所指称的快感是有级差的：“从痛感的消除，热水浴后的惬意，与挚友相处的庆幸，到欣赏经典性音乐作品的喜悦，有了孩子的欢欣，最高的爱的体验的狂喜，直到与存在价值的融合……”³²这也就是说，若某人能时时目睹其理想正在眼前如脚手架后的大厦有序地向蓝天攀升，而此“大厦”不是别的，正是他对自身潜能的美好设计，且由此联想到此生不曾白活……应该说，如此心境，只有一词才能形容：“极乐”。因为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能比让一个人成为他最想成为的“那个人”更具终极性、更令人感动得晕眩了。
　　谁懂得了为什么生活，谁就能承受任何一种生活——这是尼采的名言，也是弗兰克尔很喜欢引用的话。弗兰克尔是有资格这么说的，因为二战期间，他被囚禁纳粹集中营，凭信念支撑，坚强地活了过来，其早期著作之一便题为《从死亡的营垒走向存在主义》（后修订，以《人对意义的探索》为题问世）³³。这就在无形中解释了：为何学界习惯于将信念、信仰（实为对存在价值的坚贞不渝）称为“根基”、“支柱”？因“根基”、“支柱”作为建筑学意象，总给人以沉稳、坚定、脚踏实地、难以摇撼之感。宗教教义更将此喻为“获得地土”。“地土”是比“根基”、“支柱”更具深厚、安详与宁静的精神本体符号。若将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根，当是主体“心理健康”之本，人世间还有什么不能泰然处之呢？比如厄运、暴虐、苦难、死亡……
　　“心理健康”作为独立变量，既然植根于“自我实现者”的内存价值或人格层面的“精神成人”，那么，坊间有关“创造性主要与专业技能相连”的说法也就有待校正。“心理健康”从来不长势利眼，在“心理健康”面前，人无贵贱之分。就人在给定的社会结构中所有的位置、角色、学历及其财富而言，人与人有差距甚至悬殊；但就每个人对其“超越性需要”的自觉乃至践行程度而言，则又未必与他的等级身份成正比。一个理应更具创造性的画师可能一辈子只会古雅地临摹先贤墨迹，而永远未敢放胆推陈出新，王国维喻之为“仿古则优，自运则劣”；相反，一个无学历、清贫却热爱生活的平民主妇，却有可能将家政操办得很精彩，比如花钱不多，但“她做的膳食是盛宴，她在台布、餐具、玻璃器皿和家具上的情趣是无瑕的。她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全都是独到的、新颖的、精巧的、出乎意料的，富有创造力”——当马斯洛说她做“第一流的汤比第二流的画更有创造性”³⁴，实不过分。此可谓“人穷志不穷”，也可说是“由凡入圣”，因为她在生存困境中依然活出了人性的美丽，其关键当是“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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