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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重读弗洛姆与马斯洛
作者：夏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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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之难，可以从两方面去看。
先看“宏观时势”——当今世界变化太快，以本土语境为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景观判若两截，以前国人须为日常温饱而奋斗，目标大体明确（诚然而今仍有诸多弱势群体须为温饱而奋斗），问题是当另些人生存已不成问题后，“人该怎么活？”反倒有了悬念。因为他们没有充实的“价值内存”来为自己“定向”与“定位”。“定向”是指人生价值取向，“定位”是指社会角色遴选。
再看“微观人格”——马斯洛说，“自我实现”若作为某种“相对完成的‘事态’”，只有少数人才做到了；“在多数人那里，自我实现只是希望、向往和追求”，尚未达标，但在心理诊断上仍可显示为“指向健康、整合、成长的驱力”35。他承认真正的“自我实现者”在全民人口中比例甚低，大致只占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虽然“从原则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美好的和健康的人”36，但实际上，全民心理基本上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是人们习焉不察而已。
有损“自我实现”的人格障碍症结何在？弗洛姆一言以蔽之：源自“人对自己的不关心”37，或对“自身利益之含义”的狭隘理解38。这就是说，当人仅仅把“自己”或“自身利益”与金钱、权力相连，而淡忘“人何以成为人之所是”才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不免使人陷入如下怪圈：看表面，“人们过分地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但究其质，“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39；因为“任何人只要相信他的理想和目的是外在于他的，那么无论过去或将来，他都会越出自我，在不可能找到理想和目的的地方徒劳地追寻”40。结果，“对他来说，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艺术不重要。他可以为一切，就是不为自己”41。而一个在人格层面毫无进取心可言的人，在弗洛姆眼中，近乎“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残废人”42。
如下两类“精神残废”人格尤须引起警觉：一曰“寄生型”，二曰“寄售型”。
“寄生型”在弗洛姆笔下，又叫“接受型”——
因为他们的取向是接受观念、而不是生产观念；让他们自己发表意见，他们会感到束手无策。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让其他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而他们自己则不愿为此而费一点力。就宗教而言，这些人具有这样一个上帝的概念，即他们无需动手，便可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如果他们不信宗教，那么他们在与他人或公开机构的关系中，同样信奉这样一个原则。他们总在寻求一个“有魅力的帮助人”。这种人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忠诚，这种忠诚的根基就是感恩于帮助他们的人，同时又害怕这种帮助的失落。因为他们很需要帮助以获得安全感，他们不得不忠诚于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一个“不”字很困难，而且他们很容易陷入忠诚与允诺的冲突中。因为他们对每件事或每个人都爱说“是”，而不能说“不”，判别能力的萎缩导致他们更依赖他人。43
而且，弗洛姆还发现这类人“极其爱好吃喝。他们倾向于通过吃喝来战胜焦虑和意气消沉。这些人的嘴巴经常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嘴唇张开着，似乎表现出一种不断需要喂养的样子”44。
“寄生型”在人格上当属那种永远走不出“精神哺乳期”的文化侏儒，其实质是对权力意志的惧怕、羡慕及其内在化。他只有通过成为比自身（“小我”）更权威、更强有力的“大我”的附属物，他才体会到安全，哪怕因此而压抑了个性或人性；相反，他若不幸“为权威所拒绝，则意味着陷入了一种真空的状况，面临着一无所有的恐怖”；“当然，权威的爱和赞许给他以最大的满足，甚至惩罚也比拒绝强。惩罚意味着权威仍然和他在一起，如果他有‘罪’，惩罚至少说明权威依然关心着他。通过他对惩罚的接受，他的罪恶得到洗刷，恢复了归属于权威的安全感”45。
“寄生型”人格不以自身成为机器的零件为卑，反以为尊，有其外因。“自我实现”作为高于“生理需要”的“超越性需要”，既然本是生物进化史上发展较迟的产物（为人类所独有），同时也是个体心理发育较迟的产物，那么，它对维系纯粹个体生存也就不像“生理需要”那般迫切。这也就是说，当饥寒交迫者急需面包与外套而不得时，“自我实现”绝非雪中炭，而仅仅是锦上花或镜中花，近乎奢侈。毕竟对于任何人来说，首先须面对的是生存，其次是温饱，最后才轮到发展。“自我实现”属“发展”范畴。但也无须讳言，徘徊于苟活的人生是卑微人生，因苟活或被迫或自作聪明地将“自我实现”让渡给威权的“寄生型”人格是卑微人格。
之所以强调“寄生型”的卑微性，是因为“自我实现”不仅需要较文明的社会空间作外因，更需要较优异的人格潜质作内存。而不可否认的是，人性中既有神往健康与完美的意向，也有懒、馋、散、贪等劣根性。“有两种力，而不是有一种力在拉个体。除了有一种把他向前推向健康的压力之外，还有一种可怕的拉他倒退的力，使他生病和软弱的力。”46马斯洛说，劣质环境往往使人被迫缺失“自我实现”这一最高价值需求“而成为病理反常的人”，此“反常”经常体现为“我们还对内在于我们的和外在于我们的最高价值感到惧怕。我们既受到吸引，也感到畏惧、吃惊、颤栗、胆寒。这就是说，我们逐渐陷入内心矛盾和冲突。我们甚至抵制存在价值”47。
“权力意志”所钦定的单一文化空间，久而久之，不免造成有人所忧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统治者的意志或思想由此转化为被统治者的思路与言词，即统治者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这当然不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而是被统治者在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的孩提时期，便已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可能。这对一个尚想“精神成人”的人当是悲哀，但对一个不想长大的侏儒来说倒也省心。因为想独立、自由地尝试“自我实现”，委实很累，这不仅要严以律己，切忌苟且偷生，更意味着要冒风险，近乎独行侠的价值探险，更有无后援的前驱悲凉，还不如逃避自由，逃避崇高，逃避责任，在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地随大流中插科打诨、浑水摸鱼，说不准还能占点便宜，“自我感觉良好”呢。有些拥有权势的人主张“牧民”不宜一味苛政，不妨也来点“含蓄的允诺”，即权力要“保护和照顾服从他的‘弱者’”——此“弱者”正是上述“寄生型”人格，弗洛姆说：“人对这种威胁与允诺之结合的屈从，便是人的真正‘堕落’。”48发人深省。
说罢“寄生型”，再说“寄售型”。“寄售型”又称“市场型”。与“寄生型”人格相比，“寄售型”似乎多一点自由。因为若将体制视同“市场”，这可是一个被“权力意志”所垄断的“买方市场”，那种“统购统销”式的大一统经营，其实是对“寄生型”人格的一次性买断且无赎身之可能——在“寄生型”与其所寄生的体制之间，无“平等”可言。相比较，“寄售型”人格倒撞上了货真价实、恪守“平等交换”原则的“卖方市场”，若一时卖不出去，可暂且不卖，若转而紧俏，又可待价而沽，诸如“跳槽”之类。但有心人不难发现，“平等”一词，在这把人格当商品来“寄售”的市场，业已变味。这就是说，本来“所有人生来平等这一观念意味着，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基本权利——把人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49，何等尊严；但当“平等”被市场演绎成“可交换性”，亦即本不应进入市场的人格也不幸被市场化，“平等”的庄严本意也就荡然无存。
一个“自我实现者”的座右铭可表述为：“我是我所是”；一个“寄售型”人格的广告词只能是：“我是你所需”——这是一个刻意要把自己的潜能卖掉的人。因此，他并不是自身潜能的真实拥有者，因为他并不能在自由施展潜能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而只能靠出售潜能去侥幸换取成功，这样，“力量和力量所创造的东西相分离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相区别，并要由别人来判定和运用，于是，人的自我同一感和自尊一样动摇了”，结果，“我的自我实际上就是由我所卖得的价钱构成的”50。
金钱对“寄售型”人格之扭曲，还体现在：他体验到自己是商品，更确凿地说，他既是卖主，同时又是待售的商品，故他“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51——而为了有好销路，他就须将自己视同一只随时翻新的手提包，因为有些手提包的外表和使用价值其实并不差，只是不够时髦而滞销，而为了适应人格市场的无序波动，他也必须随之“变脸”——人的尊严也就毁于一旦。
注释：
〔1〕〔2〕〔11〕〔12〕〔13〕〔15〕〔20〕〔37〕〔38〕〔39〕〔40〕〔41〕〔42〕〔43〕〔44〕〔45〕〔48〕〔49〕〔50〕〔51〕(美)埃·弗洛姆著：《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55、33、39、136、126～127、27、223、136、136、224、38、92、74、74、142、222、83、82、80页。
〔3〕〔4〕〔7〕〔8〕〔9〕〔10〕〔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46〕〔47〕(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75、274～275、209、390、225、211、213～214、214、214、215、246、246、71、243、209、225、244、80、83、85、221页。
〔5〕〔6〕王晓华：《个体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1、112页。
〔14〕(法)让·保罗·萨特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6〕〔17〕〔18〕(美)杜维明：《儒家思想中的自我与他人》，载(美)A.马塞勒等：《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任鹰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245、258页。
〔19〕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21〕(美)A.马塞勒等著：《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任鹰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33〕(美)沃克：《存在的焦虑与创造性的生活》，见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