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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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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个天生的商人，精明到了骨髓里。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是想不赚钱都做不到，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在乎。他同意将那些武侠小说改编成动画、游戏、卡通，为“金庸产业”推波助澜，甚至有可能要出一种“金庸酒”……
也许一切都无可厚非，人类对金钱的追求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作为一个凡俗中人，诚然可以理解。可是金庸口口声声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在佛教四大皆空的立场与金钱无休止的追求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1979年金庸造访台湾时，李敖就当面问他：“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1981年，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指出，“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金庸之所以信佛或许源于他儿子的自杀。他不无痛苦地回忆：“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他先是到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中寻找解答，最后才选择了佛教，目的是要在佛经中寻求解脱。他说：“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他说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当然，即使他真地读通了佛经，却依然只是一个红尘中人、世俗中人。他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有了这番自白，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
三、四个精神源头
我们感到，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大体上有四个主要源头：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读多少外文书都无法改变已深入金庸骨髓的儒家情怀，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佛、道、侠都不过是儒的补充，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伴随了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从早年《明报》的立场，直到八十岁，他都向往好皇帝、好政府来为民做主，从来没有想过要人民自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民本思想的主调，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主角：从陈家洛到郭靖、乔峰等，无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康熙皇帝更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社评不仅阐扬这些理想，而且经常引用孔子的话。196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孔夫子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民党的金圆券政策是无信。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文革”正如火如荼，大破“四旧”，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的社评在论及国事民瘼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家学说为依据肯定人性的常态，孔子的“食、色，性也”即是他反复引用的格言。在1969年的一篇社评中他呼吁：“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哪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自然会拥护他们。”
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金庸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金庸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去实现儒家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漩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1972年4月26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金庸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很有思想见地的书。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就是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从哲学、工具哲学，无非教人做一个恭顺的奴隶。即便是以无为、逍遥、逃避为核心的老庄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消极补充罢了。在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先贤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的，“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赐，“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着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严，只能随“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拥有天下的君王的道德期待。这样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金庸一辈子热衷于《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评判世事局势的灵感和规律，以人性之恶预测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中的。他年轻时虽然读的是外文系，读过大量西方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酷爱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还翻译过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但他的阅读本身是有选择的，他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对现代科学基本上是陌生的，对西方哲学也几乎没有涉猎，尤其对洛克、孟德斯鸠他们的政治哲学一片空白。金庸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很少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他自己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那只是一种类似庄子式的逍遥，最终还是走不出民本思想的胡同，以为靠好皇上就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他的历史观尽管强调人民性，但也同样是“民为贵”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包括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以及他的美国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迎合市民口味、意识的香港商业文化。金庸曾一而再地表明，他的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二三十年后，他对池田大作也这么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庸开始武侠小说的写作，因为有一定的读者市场，就一路写了下来。这一偶然性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武侠小说，金庸是否走上办报之路也是个未知数。他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为了娱乐市民而写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迎合市民的口味、意识。吸引人、好读是金庸写作的主要目的。特别是《明报》创刊初期，为了报纸的销量，金庸拼命施展武侠小说攻势，更不能不时刻想到读者的喜好。所以他要让小龙女坠入深谷后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十六年后与杨过重逢。
金庸也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停留在低级的娱乐层面。这一点可以说他完全做到了。不得不承认，金庸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中国人，但是他终究不能摆脱香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框框。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金庸处世当中不时显露出狡黠与机心，如精打细算、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其中固然有江浙商业传统中的精明，然而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香港商业文化的影响。他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评点本”官司等，都与其精明过人的商人心理有关。作为一个文化商人，金庸登上了成功的峰顶。诚如他自己说的：“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当年《明报》的员工说金庸是“抠门”的老板，《明报》作者也对其低稿酬不满，站在他自己的立场，这一切自然都无可厚非。金庸是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企业成功”，不这样行吗？
金庸的金钱观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连袜子也没得穿的困苦记忆，有《明报》创业之初的艰辛足迹……他说自己“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可惜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都看不出他真的按自己的“觉悟”去做了。
金庸自称买股票总是赚，做《明报》更是赚得一塌糊涂，而且武侠小说也使他财源滚滚。如今除了《明报》之外，金庸的其他生财之道确也依然顺畅。金庸之所以到处奔波，不断制造娱乐新闻的热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其深层动机或者潜意识中恐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虽然他不会承认。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字当头，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就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金庸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自己记忆犹新，这一切，归根结底无非是殖民地香港商业文化的畸形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其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以后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