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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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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其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金庸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金庸的爷爷因“丹阳教案”被罢官，金庸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踩过美丽的家园，金庸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便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诸如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切，即使到了香港之后，导致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明报》社评中说：“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乎都勿肯牺牲。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我们的立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个自治区。”
金庸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金庸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邓小平，他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更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金庸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希望两岸统一，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上，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斥，醉心于古老的中国文化，都源自其大中国主义情结，也因此他才会发出中国哲学救世界的梦呓。
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文人论政”传统。金庸自称：“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从十九世纪后半叶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到金庸二十世纪后半叶办《明报》，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百年。金庸以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他在《大公报》工作了十年，虽然大部分时候这份报纸都是左派报纸，但他初入《大公报》之时，有幸搭上了“文人论政”的末班车。瞬间就是永恒，那短暂的时光停留在金庸生命的深处，他之所以在1959年决定离开左派机构，开创独立办报事业，其中不无《大公报》的影子，虽然最初他只是提出了“公正、善良”等办报主张，但新记《大公报》所追求的“四不”理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回不去。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却成了《明报》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金庸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决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1964年10月13日，他在《明报》发表《不党不盲，难能可贵》的社评，更是明确重申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指出：“……报纸的责任，在于良心，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以为是好的就拥护，以为是不好的便反对。……那是新闻学中可贵的‘不党、不盲’原则。”
《明报》在香港的成功，查良镛社评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倾倒了千千万万读者，其中就有新记《大公报》的影子。尽管时移势异，在香港论政和当年张季鸾的“三骂”、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实在追求文人办报的理想。没有这一点，《明报》就不可能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份令人瞩目的精英报纸。金庸说“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其中恐怕也有他对自己最终未能守护这一理想的感喟。
四、没有结束的话
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穆旦失去了写诗的可能性，却大量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他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在“文革”期间，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他的命运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穆旦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穆旦的悲惨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尽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于金庸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在这些人中，有的重新举起启蒙的火炬，有的执著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的倡导“重建文明模式”，有的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有的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知……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地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他越到黄昏，越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的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上看，中国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金庸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向往太平盛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金庸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更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金庸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与其对奸臣、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庸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知，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