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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
作者：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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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作为异托邦，既包含着想象的地图与知识的地图上某个模糊的地域指向，又包含着某种明确的隐喻或象征意义。《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描绘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反映了西方文化心理中关于中国的两种传统的原型，同时也暗示出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两个极端。
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的中国形象一方面是贫困、肮脏、混乱、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体现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本上，另一方面又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两种形象交替出现。二十年代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但影响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没有大众社会基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遐想”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即从通俗小说到新闻报道，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纷纷将中国想象为纯朴、智慧的传统社会，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有英明领袖与勇敢的人民存在的和平文明的国家。但这段香格里拉式的想象很快就过去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和信仰。他们检讨自己过去美化中国的“过失”，为自己的“幼稚”感到难过。然而不久，他们发现自己又错了，不仅幼稚而且健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形象在西方又逐渐由暗复明，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甚至变成某种社会改造的乌托邦。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有趣的是，十九世纪西方的进步话语曾经将中国作为“停滞的帝国”，排斥在文明历史之外或者文明历史的起点上，一百多年后，中国经历一场革命之后，又成为历史进步的楷模，即在中国，人类看到了未来。然而，“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又遭到了破坏，西方人发现那个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是一个“骗局”。一次两次“失误”，人们怀疑某一种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断“失误”，人们或许就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来不曾真实，或者真实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八十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幻想在一夜间破灭。这次不仅是追悔，还有恼怒。尔后，九十年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又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尤其是当西方人发现中国曾经“热爱民主西方”的青年学生，也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激情进行反美示威时，他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感到绝望与恐慌。就这样，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将在沉沉暮色中结束。不管从二十世纪还是从马可·波罗以来七个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上看，二十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总体下落的一个阶段。尽管这一时期不算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有渐入黑暗的趋势，尤其在美国看来。当然，谁也难说在新世纪里，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件中国形象再次被改变。很有可能它将摆向另一极。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的表现背后，都有一个既定的原型，这个原型就是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式的、构筑地狱与天堂式的想象。这个原型在西方文化历史中积淀而成，为每一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传播提供期待视野。中国，永远是一个遥远的、值得敬慕的香格里拉，或像《人的状况》描述的那种令人恐惧的人间地狱。
“当你想起中国的时候，出现在你脑海中的是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伊萨克斯对一百八十一位美国人进行访谈，调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时发现，尽管作为个人，在历史不同时期，人们关于中国的印象不尽相同，但从调查结果看，仍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来。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始终在相反的两个极端间摇摆。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可能完全相反，在同一时代，也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形象。只是一种处于明显优势，另一种则处于潜在状态。“对这些美国人来讲，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以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出现。中国人被看作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异常恼人的野蛮人和极具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贤明的哲人和虐待狂般的刽子手；勤俭而令人尊敬的人和狡猾而阴险的无赖；喜剧的战士和危险的斗士。这些和其他许多对立面反复出现。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其强度和来源往往混淆在一起。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就像是移动的光线，被这束光线照射到的某一方面就会清晰地被我们所看到……”21
美国的中国形象，由一系列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截然相反的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印象特征构成。这些印象特征像保留剧目一样，是基本固定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像在不同的表演中一样，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挑选其中一个侧面的诸种特征，将其表现出来。在某一个时期，这些内容似乎就构成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的“本质”，而到另一个时期，由于历史机缘的变化，他们可能又挑出完全不同的相反侧面的特征，构筑出另一种想象中中国的“本质”。因此，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经常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然而，不管哪一种，其产生的条件、依据、性质，都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的现实，反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或西方的现实，取决于他们对自身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的意识。总的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建立在主观想象基础上的，建立在对那片辽阔、神秘、遥远的土地特有的向往与恐惧、友爱与仇视的心理原型上的。
伊萨克斯调查与研究进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莫舍尔完成他的著作《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一书时22，他发现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间摆摇，依旧是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莫舍尔感到，美国人经常受蒙蔽，盲目崇拜中国，现在又有人感慨担忧美国人受蒙蔽，盲目憎恨恐惧中国。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在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令人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前景产生怀疑。
伊萨克斯曾试图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个“可信的编年史”，他将这段历史——从十八世纪开始，主要是二十世纪——分为六个阶段：
1.崇敬时期（十八世纪）
2.蔑视时期（1840～1905）
3.仁慈时期（1905～1937）
4.钦佩时期（1937～1944）
5.幻灭时期（1944～1949）
6.敌视时期（1949～）23
这六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如果我们在坐标轴上设定肯定与否定两个向度，就可以发现一道明显的曲线：
伊萨克斯总结的中国形象的摇摆坐标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到二十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莫舍尔对美国半个多世纪间中国形象的种种误区，尤其是美化中国的误区追悔莫及。其著作出版于1990年，这前后发生的重要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是在社会舆论上，中国几乎变成世界上最残暴专制的国家；二是在国际政治上，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将中国设定为最大的“假想敌”。《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写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重点落在三十至七十年代间。科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修订版，1999）则写到九十年代末，重点落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二十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两极间的剧烈摇摆。麦克拉斯认为二十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世纪间最复杂的形象，明暗毁誉参半24。实际上我们从二十世纪中国形象整体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整体上看，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恶化”的，即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文化大革命”恐怖故事的阴影中，九十年代又笼罩在中国威胁的阴影下，在二十世纪内，它是五十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是1750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的继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像在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浪潮中一样，中国作为他者，在西方，永远是被排斥、被否定、被贬低、被恐惧的对象。
伊萨克斯的六个在肯定与否定两极之间摇摆的时期，停止于他进行调查的时代。当莫舍尔继续他此后三十年的研究时，竟发现自己竟可以沿用同样的范畴进行分期。从1949到1989年，莫舍尔又将自己的研究分为四个时期：
1.敌视时期（1949～1972）
2.二次钦佩时期（1972～1977）
3.二次幻灭时期（1977～1980）
4.二次仁慈时期（1980～1989）25
麦克拉斯没有规划这类坐标，但他的描述无疑是在这种坐标系统下进行的。如果继续在坐标轴上延伸这个摇摆曲线，我们基本上可以发现相同的规律，只是上下跌荡的幅度小一些，而且变化的时间更紧凑：
一个世纪，世道沧桑，西方的中国形象永远在重复着那两个原型——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在那部离奇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告诉大汗，比希巴人传说有两个作为比希巴城自身的投影的城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在悬在天上的那个比希巴的投影之城中，有“最崇高的德行与情感”，而地底下另一个比希巴，则是“一切低劣无用的事物的贮藏所”，一个丑陋可怕的地狱。西方的中国形象，就是西方“自身的投影”。美好的中国形象中寄寓着他们理想的“最崇高的德行与情感”，而邪恶的中国形象中，则堆积“一切低劣无用的事物”……卡尔维诺的小说试图说明一个古老的、令人失望也令人清醒的道理：“可能比外在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主观投射的幻影；我们表现这些幻象，通过这些幻象感知现实并感知幻象自身。我们就是我们的幻象；世界也是我们的幻象。这个封闭的系统既令人欣慰，又令人绝望。”26
“世界是由梦幻的质料构成的。”（莎士比亚语）西方的中国，不管是美好的还是邪恶的，不管是令人敬慕的还是令人恐怖的，都是西方的他者形象，都是西方文化自身的投影。西方的中国形象代表的并不是现实地理中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想象地图上的一个文化他者。当然，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幻象，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与我们自己，都是由梦幻的质料构成的。一种大众舆论间流传的中国形象，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决策，影响到世界上两个不同意义上的庞然大国的关系，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可爱可怕、可笑可悲的世界。认识到这一点，“既令人欣慰，又令人绝望”。
中国，美好或邪恶，令人敬慕同情或令人恐怖仇恨，最终还是一个幻象，一个他者的幻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界的真实也就是透过这一幻象看到的。理性脆弱，人多在世纪的迷梦中行走，从一种幻象到另一种幻象。而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与马可·波罗最后是这样对话的：
忽必烈：“你回到西方以后，会对你的同胞讲述你告诉我的故事吗？”
马可·波罗：“我不断地讲述，但是，听众只会听到他所期待的话语。您以慈悲耳闻关于世界的描述是一回事；我回乡之日，会在家宅外头街上的码头装卸工和平底船夫间流传的描述，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在晚年被热那亚海盗俘虏，和冒险故事的作家在同一间牢房里，那时候的叙述又是另一回事了。主控了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28
注释：
〔1〕参见人文地理学有关理论。又C.G.Jung，Mind and Earth, Collected Works, vol.10 London: 1974.G.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Boston: Beacon Press,1969; Yi－Fu Tuan: Topophili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E. 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London: Pion,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