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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
作者：石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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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政治斗争手段却比东林党的文士狡猾得多。他见到这份奏疏后，马上就叫人在皇帝面前演了几出傀儡戏，指着奏疏上“傀儡登场”这句话向皇帝说：这是“讥侮朝廷”。东林党人因此触怒熹宗，文震孟当即受到了降职处分。而且魏忠贤那一党子人，却非常善于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张大自己的声势。熹宗这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宫中贪玩爱耍，喜欢做木工，盖小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不愿让别人打扰。每逢熹宗盖房子正在兴头上的时候，魏忠贤就指使人拿一大叠奏疏上奏，熹宗听了就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这样一来，对任何事，魏忠贤就找几个外廷的官员做参谋，商量一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试想，东林党的大臣们参劾魏忠贤的奏疏，等于是交给魏忠贤去作“朱批”，怎么会不遭“中旨”罚黜呢？“中旨”就出在魏忠贤手上。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使趋附自己的“昆”、“齐”、“浙”党的人加入内阁，东林党的首辅和吏部尚书、都御史等，已经受到彻底倾轧和制约了。到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没有劾倒魏忠贤的希望。随后，东林党人只得一个个被排挤出阁，或获罪被逐，朝政便完全由魏忠贤一手遮天了。
接着，魏忠贤与外廷的“昆”、“齐”、“浙”党（实际上已融合成听命于魏忠贤的“阉党”）内呼外应，诬陷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大杀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位大臣，被锦衣卫提拿回京，交镇抚司拷问，竟有十五人被酷刑拷掠，血肉模糊地惨死在狱中，只有高攀龙先期投水自杀，没有被捕受刑。一时“东林”被称为“奸党”，被魏忠贤令人按《水浒传》上的绰号，捏造出一百零八人的《点将录》，株连甚广。凡与东林党有瓜葛的人，几无不遭害。朝廷被弄得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浙党”乘机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翻案，魏忠贤则借此把过去因“三案”而被罚的官员，全部起用复职，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使人奏请修《三朝要典》，根据为“三案”翻案的理由与经过，按所需要的“曲笔”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为东林党定罪，写入皇家史册，做成铁案。
在魏忠贤得势以后，与东林党对立的各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有的人甚至自称“侄儿”、“干儿”，形成了一股把持朝政的邪恶势力，被称为“阉党”、“珰党”或“魏党”。到天启五年秋，朝廷的内阁首辅、六部大臣以及各地的总督、巡抚，都已经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于是，巴结魏忠贤的官员，纷纷上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天启六年夏，就有人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即活人的纪念堂）。一时间，各地官员群起仿效，魏忠贤的生祠竟遍布天下。甚至把魏忠贤的生祠建到了京城的文庙旁边，“配享孔子”。到天启六年冬，魏忠贤被晋爵为上公，被拍马屁的官员呼为“九千岁”。此时，明朝的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手里，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经可有可无了。
后世的史家，有人以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但实际上，在魏忠贤“生祠”遍天下的时候，“群臣互制”的制度作用已经完全破产。客观地看，魏忠贤不敢篡皇帝位，可能主要还在于受到了传统观念与军事力量的制约。一则因为他是太监，历史上没有太监做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顾虑天下臣民的不服；二则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明朝所封的藩王随时可能起兵“靖难”，他不能不怕；三则魏忠贤党羽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岁”都只是一时趋炎附势的假象，并不可靠。例如，锦衣卫逮捕东林党大臣时，江南已出现人民自发集合反抗的事件，他自己不能不心虚。总的来说，是因为魏忠贤的把戏，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时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没有了“虎”，“狐”就没有威了。
在明朝的文官们忙于内斗、忙于给魏忠贤建生祠的这段时间里，北方的战场却已“全线崩溃”。原先担任经略的熊廷弼，在杨镐十万大军兵败以后，审时度势地采取据险固守的战略，力保危城，本来已经稳住了北方战线，但是，熹宗一登基，马上听信几个文官无是生非的参劾，认为熊廷弼“师久无功”，把他撤换回京问罪，而换上不熟悉边情、一心只想“收不战之功”、大量招收“降卒”当经略的袁应泰，结果，一位驻守沈阳的总兵，一下子收了被后金军派来做内应的十万“降卒”。到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军队进攻沈阳时，后金外攻，降卒内应，沈阳一攻即破，后金兵直逼辽阳。而袁应泰出城督战，“降卒”又开城内应，袁应泰只好自杀。结果，明朝的官员和将领，有的自杀，有的战死，辽东七十余城，都投降了后金，京师只得为之戒严。这时，明朝只好又派熊廷弼去经略辽东的同时，先派一个不知兵事的王化贞当巡抚。熊廷弼主张固守，王化贞则夸口自己能“以六万人荡平辽东”。两人意见不合，而朝廷的文官都附和王化贞。结果，熊廷弼驻守广宁，王化贞轻率地去进攻西平堡，部将投敌，全军溃散，大败后逃回广宁。熊廷弼只好分五千兵给王化贞，全师保护难民撤退入关。这一仗，失去了广宁和辽东四十余城，朝廷命逮两人回京治罪。按说，王化贞应负战败的罪责，但魏忠贤为了要诬陷东林党接受熊廷弼的贿赂，竟把一个知兵能战的熊廷弼冤杀了，王化贞反而被放过。后来，朝廷另派孙承宗做经略，用袁崇焕守宁远，才又暂时稳住了北方战线。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冬去世，他只活到二十三岁，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故不能说是“短命”，只能算是“夭亡”。之所以会这样，明末的一些野史上说，是浙党的尚书霍维华进献了一种名为“灵露饮”的春药，使得熹宗长期服用，身体就垮下去了，死时，身体浮肿。明朝议谥叫他“熹宗”。中国二十四史上的皇帝，只有他得了这个“熹”字。熹字本有光明的涵义，但对他来说，只是“熹微，日欲暮也”，是明朝垂亡的象征。《明史》用这样几句话对他作了个结论：“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五
明王朝的灭亡，除了这几位皇帝的失误以外，深层原因主要还在于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可以说，明王朝并不是亡于李自成，而是亡于它自身。
李自成的农民军，既没有一个可以安天下的政治纲领，又没有稳固的后援基地，其军事力量原本不足以推翻明王朝。只是仅因为明王朝自身积累起来的许多弊病，造成了吏治腐败、官贪民困、藩王敛财、人心怨怼，加上朝廷长期内斗，主计失策，辅臣庸懦，经略无方，军饷不继，士气低落，形成总体力量的虚弱，这才使得李自成在到处迎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地攻入北京。从李自成“北京四十天”后便走向溃败的事实看，李自成之攻入北京，只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明王朝的灭亡，没有李自成也是要亡的。其实，李自成即使成功，至多也不过是朱元璋的再版。他一进北京，急忙称帝，龙廷未稳，内斗已生，一听谗言，就杀功臣，拷掠索财，全无大志，既不防边，又不安民，有哪点比得上朱元璋呢？所以，李自成本人并不是一个能超越封建帝王思想的革命者，只是一个农民军的首领，“北京四十天”的历史过客。其攻入北京，不能算是成功；其“四十天的皇帝”，已兆其必然失败。即使当时与李自成一同领导农民起义军的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也没有哪一个是能超越儒家文化意识牢笼的真正的革命者。他们的最高目的，无非是夺取明王朝的皇位，“打扫龙庭坐天下”，并没有“改弦更张”、“与民更始”、改变明朝体制与虐民敝政的打算。故其成败得失，实无足深论。
从根本上说，明朝的政体本身就蕴藏着危机。首先是作为最高独裁者的皇帝，只能是一个“圣心独断”的孤家寡人。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英明、正确、神文、圣武、雄才、阴险、诡诈、残忍……总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真正要“日理万机”，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把他累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朝廷”，有许多臣子来帮他做事。而且，在全国各地还必须有许多分支的“小朝廷”，去帮他管理地方行政。而要有人帮他做事、帮他管理，他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因此，所谓的“高度集权”，本身就包含着“必须分权”的矛盾。要使这矛盾统一，皇帝的高度集权，至多只能是把“最后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规定朝廷大事必须由皇上“朱批”，各级官员必须由皇上任命，同时，还必须“群臣互制”，共同受制于皇帝。这样才能使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有效地运转。
但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甚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地位。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具有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也是一种权力，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比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而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外，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用于对臣下的监控。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
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但这样做与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必然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的目的，不仅要保证开国皇帝无人篡位，而且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之所以大杀功臣，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有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为了这一切，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聪明睿智，神文圣武，而智愚、贤不肖又不容易分辨。这就为确定皇位带来了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仍然只好将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预；同样，朝廷的群臣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会对自己有利。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要维护“祖制”引起的，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最终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由此也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者，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了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在青少年时登基，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在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因素的诱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了。这样，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也就都伴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六
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体制都是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儒家经典，即所谓“孔孟之道”，被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敝”的永恒真理，两千多年来，早已成为皇家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千秋供奉的经典，几乎从没有什么“改革”。因为凡是经典，都只准学习、背诵、注释、引用，照搬教条，不许有一字之差。谁要是想稍微地“修正”一下，都会是弥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