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甲申三百六十年
作者：石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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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孔孟之道也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出现时，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人民痛苦不堪，孔孟宣扬“王道”、“仁政”，是希望诸侯平息战乱，共尊东周王室，和平地进行一种“对人民施仁政”的政治竞赛，得人民归附者，自然成王。——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行时，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一个诸侯用他；孟子说得唇焦舌敝，也还是无人肯信。只是到了汉朝以后，皇帝们发觉它那“尊王”的说法，很有利于皇家统治，于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逐渐登上了“至圣先师”的大位。从唐以后，历代皇帝以科举取士，考的都是儒家经典。所有的读书人，全成了儒家弟子。于是，国家的一切典章制度，全都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即使臣子们向皇帝上疏，也必须引经据典。整个社会，都受儒家思想统治，开口就是仁义道德，“礼治”习以为常。要说法律，也只有“王法”，没有“宪法”和“民法”。一举一动，都要按孔夫子的规矩行事。因为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话是决不会错的，它是统一的、完备的体系，是所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东西。离经叛道，是不能容许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夫子之道”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起来，它本身倒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孔夫子一面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观念，看做是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王道”政治，当然只能是帝王专制，所谓“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皇帝君临天下，是不容许有人和他平行或驾乎其上的。可孔夫子另一面又大讲“仁道”与“施仁政”。这“王道”与“仁道”就显然是矛盾的。例如，皇帝可以随意地杀掉臣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当然是合乎“王道”的。但那是不是也合乎“仁道”呢？显然不合“仁道”。这“王道”与“仁道”的矛盾，怎样解决呢？儒家一方面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用“仁道”说教，把君权框范在“施仁政”的范围以内，如果皇帝不“施仁政”，这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所以，朝廷里面，按儒家教义来建立的政治体制，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有用言论去劝导与规谏皇帝的言官，还有用竹帛或纸张去记下皇帝过失的史臣，而且，还规定皇帝的继承人，从小就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用儒家士子出身的大臣，去做未来皇帝的老师，教他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切，就是儒家解决问题的方式，谓之“为帝王师”，也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换言之，就是用教育的方式，把皇帝变成儒家的学生，使儒家士子变成皇帝的老师和监护人，朝廷里的一切，都按儒家经典的教义办事，普天之下，都行“孔孟之道”。
但是，“为帝王师”的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宝书”。据说，宋朝就有一位宰相曾经宣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听起来像四十一度高烧病人的胡话，然而，古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尽管经典的范围，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加上《孝经》、《尔雅》扩大为“十三经”，内容可算繁富，包括了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占卜、礼仪、文字训诂之学，且这一套学问，对老百姓的营生治业，没什么用，但它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却对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待人接物，都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甚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外国人讲的“自由”，在中国儒家看来，不过是“夷狄之邦，不知礼义”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统治者“教化万民”，而且它还包含了“为君之道”与“驭民之术”。这当然是皇帝非常满意的。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是皇帝很不满意的。据《罪惟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孟子不应该配享孔庙的祭祀，下诏要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而且，不许群臣谏阻，“敢谏者死”！可是，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偏要拼死力争。朱元璋叫武士张弓搭箭，说谁要阻挡就射死他。那位钱唐居然把衣服撩开，袒腹受射。虽然钱唐没有被射死，朱元璋却已经有点害怕。因为，他忽然想到，如果天下的儒家士子都像钱唐这样固执，那么，为不祭孟子而杀人，就可能使天下的儒生全都“视君如寇仇”，那便是个大麻烦。他只好妥协，连忙叫太医给钱唐疗伤，表示自己被钱唐感动了，把“不祭孟子”的事一笔勾销。但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依然存在。不仅儒家经典里面有“王道”与“仁道”的矛盾、孔子与孟子的矛盾，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直接矛盾或根本矛盾的。上面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只是个“假定”的说法，换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直言判断”式的说法，大概从来的皇帝，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
按儒家“仁道”的理论来说，除了“治国”，还要“平天下”；除了“小康之治”，还要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可是，按儒家“王道”的体制来说，实行的却是“皇帝高度集权”、“群臣互制”、“锦衣卫和太监监控”的体制。这两者之间，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要坚持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去“为帝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皇帝和儒臣发生矛盾的时候，儒臣要么是“去职”，要么是“死谏”；而皇帝则除了将儒臣降、调、罚、黜之外，还可以用“廷杖”打，直至打死；用“诏狱”关，直至关死；还可以痛快地“斩首示众”，或慢慢地“凌迟处死”。相比之下，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皇帝永远站在解决矛盾的决断者的地位。所以，儒家的所谓“为帝王师”，多半只是一种“哄哄自己、遮遮面子”的幻想。
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时行教给他的“宽柔大度”，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最后，索性不理朝政，把“立太子”的事拖下去。他想的是：只消拖到皇后死去以后，把郑贵妃立为新皇后，那时候，“福王”就成了新皇后的“嫡子”，按“有嫡立嫡”的原则，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福王立为“太子”，你们儒臣还能说什么呢？由此可见，明朝“怠工皇帝”的出现，正是儒家“为帝王师”的宽严两手教出来的畸形产物。
神宗与群臣对立，争了十几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群臣争着要立为太子的光宗，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糊里糊涂死了；而神宗想要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农民军捉住，一身肥肉被割下来，和鹿肉一起，做成肉酱，成了犒军的下酒菜，名为“福禄酒”。历史竟如此残酷地嘲笑了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引发的那一次“国本之争”，也为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体制和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发出了一片送殡的哀叹。
此外，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也与儒家士子的素质和才能有关。即如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东林党人，他们在明末的朝廷中，大部分都以“正人”自居；在明朝亡国后，他们很少投降李自成或投降清朝，确有保持“气节”的表现。这是他们在历史上获得好评的原因。但他们对明朝亡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是他们的“儒生”素质，形成了他们“死守儒家教条、不知权变”的缺陷，更不愿有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愿望和努力；其次他们都是些“能文不能武”的圣手书生，习惯了重文轻武，在国家多难的战乱时期，因才能所限，实际上拿不出任何足以“安邦定国”的政治军事策略。而且，他们的“党同伐异”，与“浙党”及其他“昆”、“宣”各党，在作风上也不无二致。一味坚持朋党内斗，不顾国家的安危，不识大体，实际上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危害。例如，东林党的邹元标，原先做御史的时候，第一个参劾张居正的是他；张居正死后，他被起复，做了“总宪”（左都御史），后来，主张给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也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张居正“功在国家，罪在私家”。说得似乎公正无私，但是，如果在他参劾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就被罢黜，那么，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就会辍止，还能有“功”吗？可见他的话，不过是为自己的“两张脸”遮羞。实际上，他参劾张居正，是为了“卖直沽名”；而为张居正恢复谥号，则是为了“表公固位”。这样的人，除了投机，哪会顾国家大局呢？又如：在明朝北方边防最吃紧的时候，皇帝原已接受了边防总督孙承宗的奏疏，准备赦免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一批战败的臣子，使其立功赎罪。而这时东林党的御史魏大中却说“封疆事重，议赦非时”，并纠合言官上疏，极力主张杀掉这批武臣，其中包括实际上是“有功无罪”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样的东林党人，哪里有一点对国家形势的正确认识呢？他上疏的目的，实际上大概是因为魏忠贤那一党人攻击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东林党需要避嫌，为此，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拿武臣的性命，去做朋党内斗的牺牲品。东林党人能说自己对明朝的亡国没有罪过吗？明朝的体制本来重文轻武，而天启朝，北方的边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武臣在边廷流血，而文官却在朝廷中紧张地内斗，皇帝依靠谁呢？这就给了太监乘机揽权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是“傀儡皇帝”听任魏忠贤专权，也是崇祯皇帝在消灭“阉党”之后，在军情紧急时，又重新使太监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儒家士子，除了在国亡时“尽节”自杀以外，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能足以挽救危亡的办法。
总的来说，儒家“为帝王师”幻想的破灭，一是由于它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是因儒家士子本身的素质与才能，对这种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儒家士子只能依附于封建朝廷，尽忠食禄，或与皇家同其休戚，或则在改朝换代时，装点欢颜，另事新主。看看明朝亡国时可知，虽然有很多儒家士子自杀尽节，但投降的人却更多。从“东林”名士钱谦益的投降和“复社”诗人吴梅村终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到亡国以后，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气节”难于坚持，连“华夷之辨”的底线，也没有能守住。儒家经典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到明朝亡国时，已经完全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