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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与人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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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时期自1949年10月至1975年7月，其中用于褒义的词无；用于贬义的词有：间谍、死罪、残余、贪污、可疑、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异己、叛乱、地主、阴谋、叛变、希特勒、犯法、极右、压迫、叛国、冒险、机会主义、犯错误、蜕化变质、修正主义；中性词有：激烈、骨干、核心。
　　 显然，1937年以前，与“分子”搭配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在数量上是对称的，各占一半。1937年以后，贬义词开始趋多，褒义词却较第一时期减少。1949年以后，贬义词继续增加，而褒义词则几乎没有。以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话语构成是颇具代表性的。他在建国前就已使用的许多政治称谓，此后都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表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长期的阶级斗争语境中，“分子”一词越来越被斗争一方用于指称贬义的事物，这体现了权力为了重新配置福柯所说的“事物的秩序”，在话语转换上所采取的策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37年视作是现代思想史上又一个断裂的标志，其断层一直延伸到“文革”以后〔15〕。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建国前“分子”还只是一种政治称谓的话，那么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分子”则开始被用来标明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如贪污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四不清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而相反地，在当代的政治生活中，却绝没有诸如廉洁分子、革命分子、左派分子、贫农分子、马列主义分子、爱国分子、团结分子等身份称谓。因而尽管当代各种词典并没有指出“分子”是贬义词，且所举例子大都有“积极分子”一条，但这种语词搭配上的不对称性，却给人们以“分子”本身具有贬义的强烈印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中首创标记概念（Markedness）。这一理论认为，许多语言现象的分布具有不对称性，其中一些语言现象被认为是基本的、普遍的，而另外一些现象则被认为是次要的、少见的。标记概念表现的就是这种对立的不对称关系：在对立的两项中，一项具有区别性特征，是有标记的，而另一项没有这种特征，是无标记的。语词搭配上的不对称性，也使得“分子”获得一种类似语义标记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借用标记理论，在互为反义的语词中，将带“分子”的词称作有标记项，不带“分子”的词称作无标记项，并加以比较，从而对“分子”一词的使用规律进行归纳。
　　 比如，在上面所举的当代词例中，“右派”是有标记项，“左派”是无标记项；“反革命”是有标记项，“革命”是无标记项；“贪污”是有标记项，“廉洁”是无标记项，等等。推论起来，凡属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强势的、普遍的和多数的都是无标记的，而反面的、否定的、消极的、弱势的、特别的和少数的则是有标记的。从语词功能的共时分析也可以看出，“分子”基本上是倾向于贬义的，它实际上受制于社会的知识范式，通过标记配置表现出社会对不同事物的态度。
　　 如前所述，“分子”作为标记，经历了一个既有联系更有断裂的范式变迁。如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有些词以前是有标记的，如干部分子、领导分子〔16〕、共产党分子、左派分子、团结分子、爱国分子、革命分子、民主分子、工农分子等。美国语言学家Linda.R.Waugh曾指出，有标记范畴和无标记范畴是一个集合关系，前者可以形象地被看做是物体（object），后者则可被看做是其背景（figure）。早期“分子”一词并不完全用于贬义，当毛泽东称某某分子时，他是在一种社会政治的形势下认知事物。也就是说，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而言，这些语词代表的都是特别的、少数的事物。至于后来这些语词成为无标记的范畴，不再称“分子”，改称领导人、共产党员、爱国者、革命者、民主人士、工农群众等，则是由于像共产党、爱国、革命、民主等词所代表的范畴，在新的语境中也已经成为强势、普遍和多数的代名词。换言之，这些昔日的“分子”已经成为“背景”。社会诞生出一种革命的知识型，而“分子”不再配置某些褒义词语，也是因为它们不复能跨越不同的知识型而存在。正是这种对不同事物的话语区分，影响到“分子”的语义色彩，原本指称集体化人格，已有忽视个人人格倾向的“分子”一词，最终衍变出去人格化的贬义意味。
　　 语言并非根植于客观事物，而是根植于主体。现代汉语中的“分子”标记不同于其他形式标记，在它的背后，蕴含着使用者对事物的政治判断，这种判断通过语言思维而表现出来，因而并不遵循语言学家G.Zipf所提出的经济原则，即对立中的无标记项是为了节值、省力。它所遵循的原则可以称作“帽子”原则，即取决于人们将事物分类的知识型，这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认知机制是建立在一种政治心理学上的缘故。由于阶级斗争的影响，那些人们在政治上力求疏远的事物往往被认为是异类的和可憎的，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通过“分子”标记来区分敌我。这使得人们一度谈“分子”而色变，产生出语言学上所说的“标记效应”。当一个人被称为“分子”时，他就不仅是一个“政治人”，被取消了一切个人的特征，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可以说，历次运动都是一场打倒“分子”的运动。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福柯谱系理论的显现，即，话语创造现实，权力通过“分子”话语的生产、积累、转换和流通过程，制造出各种阶级敌人此类“知识的对象”，从而使权力得以在压迫／反抗的结构式中顺利运转。
　　 今天，许多“分子”称谓已经消失，但新的“分子”仍在不断产生，如走私分子、黑社会分子、盗版分子、盗猎分子、偷渡分子、绑架分子、不法分子、极端分子、异议分子、恐怖分子等。看来“分子”作为“人”的一种代用词，是很难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是异类，他似乎就不配再称作“人”。“分子”的称谓意味着剥夺他的人格。即使在严谨的法律用语中，“分子”也都用来指有罪的“人”。据一篇未署名文章指出，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仍有四十条五十九处使用了“犯罪分子”、十九条二十四处使用了“首要分子”这样的政治用语，而不是使用“犯罪人”这样的法律用语〔17〕。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在被判有罪之前，虽然已经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承认了他的人格，但有罪的“人”仍然被称作“分子”。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是不称“分子”的，而是称为犯罪的外国人、间谍、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只有中国人犯罪才被称为“分子”。这给人的印象是，洋人即使犯罪，在人格上似乎也要高国人一等。由此可见，在“分子”话语的使用上，国人的思维方式还依然停留在旧的知识型中，没有多少本质性的突破。
　　 在现代中国，指称人的“分子”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这个话语的产生与衍化，折射出中国的百年历史。最初，当“人”成为“分子”时，我们的先辈原本是为了表达倡导民主、反对专制的国民国家意识，以争取国人的权利和责任，反映了群的主体性的觉醒。但随后它却被用来表达政党出现后日益增强的阶级意识，成为互相攻诘的政治称谓，最终并成为人的政治身份标记，凸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解放是始于“分子”，也是终于“分子”。其间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国家或阶级群体意识的强化，最终必然会侵犯个人的人格。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在我们的话语中，只有当所有“分子”都重新变为“人”时，我们才能说真正恢复了人的权利和尊严。
　　
　　注释：
　　
　　 〔1〕尘元：《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万象》第一卷第五期，2001年。
　　 〔2〕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近年对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也表明，1900年以前，日译化学名词“分子”尚未被国人所借用，更不用说由此转喻而来的指称人的“分子”一词。见其《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附录二《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3〕以上梁氏文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4〕（日）德富苏峰：《现代日本文学大系·德富苏峰集》，日本筑摩书房1972年版，第212页。
　　 〔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6〕以上引文均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二、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
　　 〔7〕《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8〕《章士钊全集》第三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9〕《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12〕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19日。
　　 〔13〕《独秀文存》卷三。
　　 〔14〕思想史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四以后许多激进的知识界人开始从信奉进化论转为信奉阶级论。
　　 〔15〕严格地说，相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以历史原则为中心的知识型，这一断层在思想史上只能说是“亚知识型”，它完全从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去看待一切事物，与前者既有断裂性更有一致性，因此“分子”一词也只是发生语义色彩的变化，而非基本含义的改变。可见就思想史而言，发生真正知识型断裂的仍是五四新文化时期，而不是毛泽东时代。
　　 〔16〕“领导分子”一词建国后就不再使用，只有毛泽东《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尚用过一次，但也是用于贬义，指西藏上层人物。
　　 〔17〕《从理性思维谈刑法中的“分子”改“人”》，《内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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