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分子”与人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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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不时有人撰文谈到“分子”一词。现代生活中，指称人的“分子”（曾又作“份子”）是一个常用语词。几乎所有作者都曾指出，在意识形态渗透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思维中，“分子”一词是带有贬义的。这一结论缘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创伤记忆。有人甚至说：“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凄苦的过程。读懂‘人’变‘分子’的过程，就会很容易读懂中国现代社会史。”〔1〕这话很深刻。不过，尽管“分子”一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关系非小，但对于这个词，仍有许多问题不甚了了，值得我们做一番知识的考古，去发现它在各种不同历史断层中隐蔽的结构关系。此无他，目的仍然是为了通过这个话语，真正读懂中国的现代史。
　　 “分子”是一个多义词。1999年版《辞海》于“分子”词条下列有五个义项：①分出的子孙。《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赵之分子也。”范宁注：“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②亦作“份子”。集资送礼时每人分摊的一份。《牡丹亭·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分子，起了个生祠。”③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④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该物质一切化学特性的最小微粒。⑤见“分数”。
　　 从组词结构来看，第一义项的“分子”虽然在春秋时就已经出现，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词组，与第三义项即指称人的单词“分子”音义都有别，所以二者应属不同的词语。第二义项产生时代较晚，却也是古已有之，如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随州有后汉修《义井记》，悉列出钱人姓名，云五大夫某郡某钱若干，凡六七十人，下列分子，某郡县若干”，即是一例。这一义项虽与第三义项同音，但二者并不存在词义上的联系，所以也可以说属于不同的词。在“分子”的五个义项中，只有第四义项与第三义项之间存在着引申或假借关系。
　　 “分子”指称人，乃是现代才出现的词义。检索十九世纪的各类中文语篇，尚未发现有人如此使用〔2〕。故从词汇学的角度讲，可以将它看做是一个新词。最早使用这个新词的大概是梁启超。梁氏于1898年8月避难日本，并于1900年2月20日在《清议报》发表《呵旁观者文》一文，其中写道：“夫我虽愚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阿屯”是英文“原子”的音译）。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可言也。”由此可知，“分子”一词的出现，至早当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
　　 此后梁启超在文章中还曾多次使用此词，如《敬告当道者》（1902年）：“吾国民一分子也，凡国民皆有监督其公仆之权利，吾不敢放弃此权利。”《新民议·禁早婚议》（1902年）：“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之将来主人翁也。”《社会主义论序》（1907年）：“凡员颅方趾以生于今日者，皆以国家一分子之资格，而兼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者也。惟其有国家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国家之性质，与夫本国之情状，而思对于国家以有所自尽；惟其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之所趋向，而思所以应之。”《政闻社宣言书》（1907年）：“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3〕等等。
　　 实际上，“分子”一词来自日文借词，原是西文化学名词Molecule的意译。刘正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即指出，化学名词“分子”是从日译借来的。该词典没有指出的是，后来此词又转喻为指人这一用法仍是始于日人。在普通日文词典中，“分子”（ぶん－し）一般都列有化学名词、数学名词及指代人的三个义项。如《广辞林》（1934年）说：“①“物质を细分するとき、其本性を失はずして达し得べき极限の微粒，一般に数个の原子の集まりて成るものと考へらる。②转して、一团体を形成する各个人。”即明白指出化学名词“分子”与指称人的“分子”之间的转义关系。“分子”为物质中独立存在且能保持该物质一切特性的最小微粒，由此引申为人类群体的各个成员。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文文献中，这一词义已屡见于各家著述，如明治时期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1886年），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如何ナル时代ニ於テモ现在ナルモノハ必ズ过去ノ分子ト未来ノ分子ト相冲突シ。”〔4〕此处的“分子”便是指那些属于旧日本与新日本的人。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了大量日文书籍，并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文章，采用了不少新词语，其中《自由书·无名之英雄》（1899年）即摘译自德富苏峰的同名文章。该文中云：“有无名之路得无量数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刚石，看来虽仅一块，分析之则实由多数之同质同角度分子的阿屯体而成者也。”便是以化学名词的“分子”来喻人。此外，他在《夏威夷游记》1899年12月29日条中也写道：“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谈》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对于当时极力鼓吹学习日文，“颇喜口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的梁氏来说，当读到德富苏峰等人所用的“分子”一词时，于此不可能不注意，并用这个词来指称具有群体性的人，以宣扬新的国民观念。因此，无论梁启超是不是最先使用“分子”一词，我们都可以把他的著述看做是在中文中开始使用此词的标志。
　　 自梁启超之后，此词也开始出现于其他作者的笔端，如邹容《革命军》（1903年）：“吾亦国人之分子，故国事为己事，吾应得参与焉。”《女子世界》杂志发刊词（1903年）：“我亦国民一分子，不教胡马越雷池。”杨笃生《新湖南》第三篇（1903年）：“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云窝《教育通论》（1903年）：“务使一国中无一分子之欠缺，而有碍全体之进步。”攻法子《敬告我乡人》（1903年）：“参政权者，所以表国民为国家之分子。”汪兆铭《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1906年）：“盖国民者，国家之分子，而政府者，国家之机关，未有分子不良，而机关能独良者也。”鲁迅《文化偏至论》（1908年）：“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李石增《无政府说》之五（1908年）：“吾为人类之一分子，一分子之生灭，于全体无足轻重也。”李庆芳《中国国会议》（1908年）：“既曰国家构成分子，则其指国民也可知。”〔6〕在当时的知识界，“分子”无疑已成为一个时尚的新名词。
　　 从以上引文看，“分子”最初常用来指组成国家、社会和世界的各个人，多采用“一分子”的句式。这种语言现象与当时的政治语境有关。自梁启超于二十世纪初建立“新民”说、提倡“群治”、向国人宣扬西方国民国家的观念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开始对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有了现代意识。蔡元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1912年）中说：“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7〕这正是对“分子”一词的确解。按照当时国人的观点，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群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由此而应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与责任。正是有了这种近代的国民意识，然后才有了“分子”向话语的转换。所以说，“分子”是国民意识的产物，它强调的是集体化的人格，或人格的集体化。按照福柯的观点，各种话语和学科都是产生于某个时代的“知识型”（Episteme）。十九世纪末，在西方影响下，国人开始持有一种关于秩序（空间）和总体性的普遍观念。因此，这一时期进化论的传播、《马氏文通》的出版及“分子”话语的产生，在思想史上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即都是致力于把个体从孤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之归于一个自然形成的整体，以此来理解和阐释个体的存在。它是国人此前几十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结果。
　　 此后为了与化学名词的“分子”相区别，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有时又将“分子”写成“份子”，即加上一个表示人的类别的形旁。如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今天“分子”读作去声，应与这种书写形式有关。
　　 随着时代的发展，“分子”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开始用来指具有某种特征的人。例如梁启超1910年在《国风报·叙例》中写道：“凡能为不利于国民者，则必一国中强有力之分子也。”其中的“分子”即是指一类人中的各个人，而不再指涉全体国民。后来又有章士钊《政本》（1914年）：“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8〕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9〕李大钊《暴力与政治》（1917年）：“善良政治之官吏，恒仍保其地位以为政治体中自觉之分子。”〔10〕都属于此类用法。1921年后，“分子”的词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既继续用来指涉具有某种特征的人，也开始用来指涉某一阶级、集团的成员。例如，《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醒。”〔11〕《中国国民党宣布北伐目的》（1924年）：“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12〕这里的“分子”已不再指国民或社会的一个成员，而是指集团的一个成员，它往往与其他词搭配，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政治话语。
　　 考察其产生的语境可知，此时的“分子”乃是由于民国建立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及其后中共的成立，国内政党斗争和阶级斗争趋于激烈的缘故。1916年9月，陈独秀在答汪叔潜的书信中写道：“鄙见国民运动与政党运动，广狭迥异，确有不同之点。……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13〕就曾指出国民国家成立之后，国民运动弱化而政党运动增强的事实。可以说，分子变人，始于国民意识的产生；人变分子，则始于阶级意识的兴起。就此而言，这种词与物的重新配置标志出思想史的又一断层。也就是说，“分子”含义的改变乃是一种知识型转换的结果，即当时人们看待事物的思想原则，已由秩序（空间）观念转向历史（时间）观念，由总体性转向功能性，个人不再被看成是纯属自然构成的群体，而是属于社会构成的群体。它们之间既有连续又有断裂，但主要还是断裂〔14〕。
　　 在这方面，作为一个从事阶级斗争的政党代表，毛泽东的著述最具话语的范式意义。在他的全部文章中，“分子”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这说明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很重视从政治上划分人群。最初，“分子”本身只是一个中性词，在当时人的著述中，“分子”既可搭配贬义词，也可搭配褒义词，如不良分子、革命分子、温和分子等。毛泽东的早期文章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对子，如：左派分子／右派分子；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分子／反共分子；积极分子／消极分子；干部分子／一般分子；知识分子／劳动分子；抗日分子／亲日分子等。可以看出，“分子”往往可以组合成对立范畴的词，在互为反义词的使用度上呈现出对称性。也就是说，“分子”作为组合成分，其初期并不完全用于贬义。
　　 “分子”主要用于贬义（当然，这种贬义决定于当下的政治语境），实际上始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从而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之后。按照凡例，《毛泽东文集》中的文章分为三个时期，若将其中与“分子”搭配的词作一个统计（重复使用的词只统计一次），可列举如下：
　　 第一时期自1921年１月至1937年6月，其中用于褒义的词有：革命、民主派、左派、工农、共产党、干部、劳动、积极、进步、优秀、抗日、有良心、爱国、先进、左倾、精干、中坚；用于贬义的词有：反动、托洛茨基、坏、消极、反革命、怠工、法西斯、国民党、祸国、叛逆、汉奸、无志节、居心不正、亲日、顽固、卖国；中性词有：知识、一般、重要。
　　 第二时期自1937年8月至1949年9月，其中用于褒义的词有：先锋、领导、同情、团结、民主、觉悟、左翼、反蒋、主和、开明；用于贬义的词有：狂妄、腐化、投机、自首、动摇、反共、右派、退步、无希望、破坏、叛徒、死硬、布哈林、落后、懒惰、嫌疑、特务、敌对、孤立、托派、资产阶级、好战、帝国主义、极坏、右翼、恶霸、富农、剥削、罪大恶极、首恶、犯罪；中性词有：中层、中间、游民、平常、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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