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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得患失吴梅村
作者：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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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翻阅的明清之交南方士子的著作中，吴伟业的绝命诗每每让人涌上强烈的哀伤之情。我不止一次地读过这首仿佛稽颡泣血的告白：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内心的伤痛竟是那样的强烈，使人为之长太息。
吴伟业是一个体弱多病却又富有充沛才情的文化人物，十四岁时就熟读经书，好“三史”，受业于张溥，通经博古，让比他年长七岁的老师大为叹息：“文章正印，其在子矣！”这颗读书种子一经正规训练果然身手不凡，初出茅庐即连连得手：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摘取会试第一的桂冠，继而又在殿试上以第二名榜眼的佳绩，让天下读书人为之刮目。
最让人羡慕的是，崇祯皇帝对他特别的优渥，在他殿试以后遭遇别人妒忌非议时，亲笔在其试卷上朱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以示充分肯定。那时他还没有成婚，又是崇祯皇帝恩准他回家举办婚姻大事，“奉旨成婚”的新闻不胫而走，吴伟业风头出尽，天下人无不仰颈羡慕，以致后来所有品评他的人都有“钦赐归娶，天下荣之”的描述。年纪轻轻的吴伟业将别人几代几十代梦寐以求的光宗耀祖的福都享受尽了，真个是“为世指目”，连以大隐闻名的陈继儒都禁不住写下了《送吴榜眼奉旨归娶》这样的颂诗：“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贮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北面谢恩才合卺，东方待晓渐催妆。词臣何以酬明主，愿进关雎窈窕章。”他的老师、同榜题名的张溥也写下了《送吴骏公归娶》诗：“孝弟相成静亦娱，遭逢偶尔未悬殊。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行时襆被犹衣锦，偏避金银似我愚。”
崇祯皇帝对吴伟业的知遇、恩宠还不止在他获取功名的初起时段，在他从政后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关照、庇护。黄道周被弹劾，皇上极为恼怒，严旨责问事件的参与者，七个人中六个受到处分，惟独吴伟业被免于追究，不久反而升官，任东宫讲官后又主试湖广，升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中允、谕德，由九品小官换成正六品的乌纱帽。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虚岁三十一的吴伟业履新南京，处在他最好的人生时期，功成名就，无忧无虑。在虎踞龙盘的南都，他呆了六年之久，在不算曲折的生活阅历中，多了一份与晚明风流人物钱谦益、侯朝宗、冒襄等人，以及如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等秦淮名妓交往的过程，甚至还一度与卞玉京同床共枕。这段生活也成了他晚年自况、回忆的诗作题材和基本内容。
也许是“人间好事皆归子”，福享到了头，用他给儿子的书信中的话说，“福过其分”，年轻时的风流得意反过来却带来了其后无尽的忧烦。这一变化的分水岭就是甲申年（1644年）的明王朝的覆灭——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从此吴伟业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当然，改朝换代对每个具有汉文化认同感的人都是锥心的事件，对服务于明王朝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也是如此，但吴伟业却更为不同，因为他身受的皇恩太深厚了，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与之相比，即便肝脑涂地，也不能报之万一。因此他在这个天崩地裂时期的态度，是为人为臣自立于世的标杆，格外受到世人的注目。
是因为年迈双亲的哭泣、家庭的牵累，也是正值盛年对人生的贪恋，吴伟业在明清易代之际没有勇气以身殉国，像投身于虎丘后溪的明少詹事徐汧、绝食的中书舍人文震亨，还有其他众多的朝臣和平民百姓那样，以一死共赴国难。
这个人生选择符合吴伟业的性格。他自幼体质不佳：“禀受尪羸，素有咯血之证，每一发举，呕辄数升，药饵支持，仅延残喘”，从小受双亲的庇护，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不是血性之人。吴梅村年轻时从张溥学习，才情所向在标榜气节的复社中享有很高声誉，仿佛也是一个热血男儿，金榜题名之后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上疏昌言，“直声动朝右”，但自参本弹劾黄道周受到崇祯皇帝的严厉批评后，才尝到了官场的凶险，多少明白了内中的黑暗，不想在仕途上混了。南明小朝廷在南京建立，他一度官拜少詹事，正四品。因为有前车之鉴，仅两个月，他就发现情况复杂，阮大铖和马士英等奸佞把持朝政，贿赂公行，腐败日甚，便决然辞官回家。这个决定是适宜的，南朝小朝廷只维系了年把时间，就处在清将多铎的兵锋之下。如果恋栈稍久，吴梅村也必然会像钱谦益一样侧身到开城跪降的队伍中去。
吴伟业以号“梅村”著名于世，梅村是其居所。他有一首七律《梅村》，对此有所描述：“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不好诣人贪食过，惯迟作答爱书来。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桑落酒香卢橘美，钓船斜系草堂开。”取此为号，可以看做他乐于闲适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审美姿态。“梅村”居所旧为王士骐贲园，称莘庄，在太仓卫东，吴梅村名曰鹿樵精舍，中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溪舍、榿亭、苍溪亭诸胜。这也是他性爱山水的一个佐证。其后他又在附近筑盖了一方旧学庵。他解释所谓旧学，就是“经术深厚，行清而能高，为天子顾问之臣，足以辅道德、长教化”。他自然不敢以此论建，但退养在家与后生小儒们切磋学问，也是他的人生乐趣。这其中也多少可以看出他的文人心态，他也不是热衷于混迹官场的老油子。
鼎革后的吴梅村在家乡太仓度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光，前后算算大约有十年光景。这个时间段正是吴梅村不惑之年。在听闻吴三桂引狼入室的消息后，他曾一腔悲愤地写出了《圆圆曲》，作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表态。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吴梅村没有更多的力作对清兵屠戮江南表示应有的愤怒。“扬州十日”后，清兵七月初四屠嘉定，初六屠昆山，十二日屠常熟，吴郡七州、六邑皆受伤夷。在太仓，他不仅听到了这些惨烈的消息，还亲身经历了清兵压境时的社会动乱，曾率百口之家避难礬清湖，历时两月有余。是时，与太仓毗邻的昆山，遭受屠城之惨，年龄与吴梅村相差无几的顾炎武和朋友归庄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顾炎武母亲被砍掉一条胳膊，两个叔叔未能免难，本人在大雨中只身逃脱。吴梅村没有遭遇这样的劫难，却有兴致写就一篇前有长序的长诗《礬清湖》。在洋洋洒洒的一百七十六言的诗作里，没有战争的硝烟和危难的气氛，没有对清兵的谴责和责难，相反将这个世外桃源作了充满诗意的描绘，有“或云江州下，不比扬州屠”的轻松，还有“而我游其间，坦腹行徐徐。见人尽恭敬，不识谁贤愚”的悠然。没有正义，没有悲愤，没有抗争，一切都消解在“月出柴门，渔歌四起，杳然不知有人世事”的境地里。即便在同时写作的《避难六首》中，也只有“可惜两河士，技击无人战。孤篷铁笛声，闻之泪流霰”几句惋叹之词。这就是吴梅村，这就是忏悔之前的吴梅村的是非准则。
只要认真读一下吴梅村这个时期的相关的诗文，就可明白他的政治态度，就会对他日后的应召就职不会感到突兀。
当时，江南动乱过后，全国形势并未全部明朗，反清复明的势力转入东南和西南继续抗击清兵。与此同时，朝廷在重兵围剿反抗势力之际，加强了对江南统治的高压态势，力图强力钳制知识分子。因为名声在外，怕树大招风，时不时发生的一些政治变故，牵动着许多人，也不免让蜗居家乡的吴梅村有所提心吊胆。从小就胆小怕事的吴梅村处在一夕三惊的恐惧当中，精神状态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东南狱起，常惧收者在门。”虽然他也出去旅游，像去嘉兴南湖赴十郡大社之类，适时地写些诗词歌赋，借以填补精神的空虚，但内心的惧怕和担忧会时不时地袭来，让他防不胜防。这种无法安宁的日子和忐忑不安的心境，也是他日后接受征召的心理基础，因为他要给自己和全家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而不能无休止地在惊惧中生活。
顺治十年（1653年）的春天，吴梅村参加了复社在虎丘的又一次集会。复社在江南士子中的影响极大，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后，宗主张溥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不幸夭殂，就再没有在此大规模地活动过。时值又有两个小团体同声社、慎交社的团结合盟问题，九郡人士不下千余人前来赴会。就在这个会上，大家推举吴梅村为宗主。
事有凑巧，就在这年的秋天，他被清朝廷下令征召入京。朝廷这样做，出于顺治九年的“诏起遗逸”，是以名和利来笼络南方士子的统战策略，即把有头有脸有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知名人士拉拢入彀，以进一步巩固新政权。于是，两江总督马国柱立即将富有才名和社会声望的吴梅村的名字报了上去，以秘书院侍读的名义征用。调令一下，摆在吴梅村面前的就是两者必居其一的服从与拒绝。
名人的社会性，在承平时代有利于个人获得更大更多的效益，有人追捧，有人埋单，有人阿谀，有人环绕左右，但在特别的时刻，例如发生重大政治事变或朝代鼎革之际，往往会成为一种累赘或负担，即一旦轻易表态也许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吴梅村就处在这两难之中。
吴梅村的宁静被打破了，他再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在吴梅村之前，多少人易服薙发，除洪承畴、吴三桂之外，比他更有文名的钱谦益等人都早已跪在多铎的面前，成为贰臣。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以身殉国，或奋起抗争，或武装起义。深受皇帝之恩的吴梅村苟活下来已是罪孽，却又要他去事奉新朝，与钱谦益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
朋友侯朝宗驰书提醒吴梅村不要接受征召出山，他几乎未多考虑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誓死不出。他也曾上书马国柱，以“清羸善病，即今在京同乡诸老共所矜谅”为由，陈述少年咯血，久治不痊等等困劣之状，婉言相辞，但却没有收到李密《陈情表》的效果，未被接受。这内在的因由自然是吴梅村的决心不够坚定，名与利从内心深处冒上来不断地蛊惑着他，因此没过多久，就低下头来。对于不听朋友的忠告，他后来有所反悔，当听到侯朝宗去世的消息，曾忍不住将内心的悲伤和悔恨付诸笔端：“死生总负侯羸语，欲滴椒浆泪满襟。”
为什么吴梅村会出尔反尔，作出改变人生方向的错误选择呢？据有关材料说，一是朝廷压力太大，几乎无法拒绝，二是怕贻祸于家，二者合力使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这条路。所有这些说法，皆可源于吴梅村自己的自述：
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
这些，都是理由也都不是理由。
没有人能够强迫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做誓死不为的事情。如果说变革之时没有以身殉国，多有追悔，那么清朝要吴梅村事奉新朝，命运陷他于相同境地的时候，横下一条心不惜以一死来抗争又将如何？一同被征召的周廷鑨、姚思孝、朱明镐等人，皆以不同的理由加以拒绝，别人能做到，偏偏吴梅村就做不到？上述言词，只如龚鼎孳“不惜一死，只是小妾不肯尔”的托词，将责任推倒顾湄身上一样罢了。
希望过安稳日子，更在意于功名利禄的吴梅村终于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然而大清王朝并没有特别优厚这位前朝名重一时的会元榜眼、宫詹学士、复社党魁，只按照当初征召时讲好的职务，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做做教育和文字整理工作，到后来也只委任个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的官职，与他在南明小朝廷被授予正四品的少詹事相比，还低了半级！折腾个半天，在乡间蛰伏了十年，再次出山还担了个贰臣的恶名，竟不如从前光辉，成本之大，收效之小，完全出乎吴梅村的意料之外。人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吴梅村一头都不甜，如同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地，其内心的懊恼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与钱谦益北京赴任的失落感几乎一模一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吴梅村掉在自己挖掘的泥潭之中而无以自拔，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然！
四年的煎熬，吴梅村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巨大失落所带给自己的巨大痛苦，终于在顺治十四年（1656年）二月以亲人生病为由辞官南归。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抽身而退的筹划并不高明，脸上打上的贰臣之印并不能彻底消失，从吴梅村后来的实际生活看，这个选择同样是个率性之举，并不能让他身安心安。相反，他所遭遇的事变和困境，较未重新出山之前更加险恶。
顺治末年朝廷下严禁拖欠钱粮之令，违禁官绅，一律斥革追索，江南巡抚朱国治列举欠粮绅监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指为“抗粮”，尽行褫革，枷责追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奏销案。这中间，还连带着金圣叹等人的哭庙案。顺治十七年上任的吴县县令任唯初，监守自盗，用残暴手段征收钱粮，引起苏州人民极大的愤怒，任唯初的后台就是江苏巡抚朱国治。顺治十八年（1661年）年初，顺治皇帝驾崩，哀诏到了吴县，朱国治率抚、按、府、长洲、吴县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灵，倪用宾、金人瑞等率诸生百余人集中于文庙，鸣钟击鼓，后又至府堂，跪进揭帖，相从而至者千余人，号呼而来，这就是哭庙案。在皇帝去世的时候闹事，罪名是“意在谋叛”，清朝廷将金圣叹等十八人问斩，用残酷手段进行镇压，江南大地笼罩着一片血腥之气。此刻，吴梅村本人循规蹈矩，“尺寸不敢有所逾越”，没有钱粮方面的欠亏，但“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吴梅村的学生同邑顾湄、黄庭表等数人在奏销案中被追查，吴梅村自己由此受到牵累，却花钱疏通赎买，才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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