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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昨日”
作者：雷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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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参加大学生的庆祝会后，他被那些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大学生们团团围住，通过翻译热烈交谈，其中一些人还一直兴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馆，继续谈话。当这些学生走后，房内只有茨威格一人独处，在脱衣时他突然发现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与他拥抱或趁人拥挤的时候悄悄塞进了这封信。信中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接着，信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和细节。最后，要求他一定将此信烧掉：“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读完此信，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开始深省，并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感到事实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难以判断，所以回国后他只写了几篇简单的见闻，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访俄归来很快就出书，对苏俄作出或是热情赞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断。他感到，自己“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年至1940年，这时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及这一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已广为外界所知。但相当多“外界”知识分子对此却不愿承认，甚或有所不满也不愿公开表达，公开表达出来的仍是热情赞扬。与他们相比，茨威格的赞扬可说相当有节制。不过一向嫉恶如仇、无所畏惧的茨威格谈到苏联时这种欲言又止的态度本身即足以引人深思。
三
希特勒的出现无疑是人类的巨大不幸，但为什么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的民族，却如此轻易、彻底地被这个几乎没有上过学，一直穷困潦倒、没有正式职业的流浪汉所征服呢？对此，茨威格作了既充满感性，又饱含睿智的剖析和沉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四十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不过以往买整幢房子，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几家工厂的价钱甚至还不如从前的一辆手推车……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兑换四十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和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的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当德国无力支付赔款时，法国便强占鲁尔工业区相抵。德国军备还受到严格限制，陆军只能有不超过十万的志愿兵，不许有飞机和坦克，不许建造潜水艇和万吨以上的舰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却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了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正是这种经济混乱，投机盛行，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价值观念崩溃，各种政治危机不断，由民族屈辱导致强烈的仇外情绪……使“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而且从文化传统来说，“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狡诈的希特勒紧紧抓住这一点，以各种蛊惑人心的方式许诺给德意志带来秩序。他的确带来了秩序，带来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自由，以机械化、程式化进行大屠杀的秩序。
1933年1月，希特勒在万众欢呼声中上台执政。对于他的危害，某些并不赞同他的德国知识分子也一直注意不够，甚至一些人学究气十足地以“学术性”为标准而对希氏的狂言不屑一顾，以为它根本不值得认真看待。而且，“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做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做是暂时的插曲”。
历史证明，那种想以“强人”来暂时恢复秩序而后再归“良政”的想法实际是非常危险的。恶魔一旦出笼，人们就无法控制，此时则悔之晚矣。
而从一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这十余年间，也是茨威格创作激情喷泻、最终功成名就的十余年。
这期间，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发行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如薄薄一册《人类群星闪耀时》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二十五万册。还有一些小说被改编成戏剧或电影。他的作品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据设在日内瓦的“国联”办的《智力合作》杂志统计，他是当时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甚至在外国旅行时他也会偶尔被海关人员认出而享受“免检”的优待，在火车上也曾受到列车员的礼遇……作品的畅销当然还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他不仅不必为生计发愁，还可以使自己纵情于青年时代的嗜好，大量搜集价格不菲的名人手迹等等。
但当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一切突然结束。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和作品中的反战主义与和平精神，他与其他一些犹太作家的书都被纳粹宣布为禁书。就禁书而言，纳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实施。首先是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的：“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的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这些情绪被挑动起来的大学生们成群结伙地冲向书店和图书馆，把他们的书搜走，或按中世纪的习惯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在柏林市中心的歌剧院广场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体现者。随后，又开始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活动，对进步思想家进行残酷迫害。许多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写道，他的书曾经以百万计，但此时“谁要是手中还有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因为，专制从本质上说是与人类文明为敌的。
真正的历史总是被轻易忘却，一场巨大的劫难，要不了多久往往就被涂抹成淡淡的粉红色。或许，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极度失望，茨威格才在个人已经逃过法西斯的劫难，在远离战火的南美仍可过起宁静舒适生活的时候，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不让“昨日”的悲剧重演，人类一定要与遗忘抗争，保持对“昨日的世界”惨痛而鲜活的记忆。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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