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牢记“昨日”
作者：雷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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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品中总有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从中不断汲取教益，获得价值不菲的启迪，体验一种难得的美的感受和心灵震撼。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便是这样一部永不过时之作。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他在小说、人物传记、短论和诗歌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三大师传》、《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等。他的小说和传记的特点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深刻细致，洞烛探幽，因此他有“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之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积极反战。1934年他受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国外，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昨日的世界》就是他的回忆录。这本书写于1939至1940年间，其时二战正酣，经历过一战人类互相厮杀的茨威格目睹人类再次、而且规模更大手段也更残酷的自相残杀，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所以这是他生前最后系统发表的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类的回忆、感受与思考。在他的回忆中，世界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个人在时代大动荡中的悲欢离合浑然一体，因此其中的种种感受更细腻、更亲切，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种种思考更深刻也更引人深思。
一
对欧洲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岭。对大多数欧洲平民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无预兆，以至连对时局一向关心、对战争抱有相当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战爆发前夜还与往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前往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与人打赌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但言犹在耳，战争却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茨威格只得中断度假，匆匆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国，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他写道：“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感，使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的确，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机械刻板地日复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们为活着而活着，“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而战争这类巨大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即”，“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人们感到了一种超越生活、远在生活之上的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但茨威格意识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使茨威格更感震惊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也以狂热的言词宣扬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面对这种状况，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这种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但这种斗争异常困难，因为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这种貌似“崇高”的“道德优势”不仅为群体的狂热火上浇油，而且使反对者居于“道德劣势”而难以启齿，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而不敢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为却勇而为之，积极著文反战，还用戏剧的形式描写、肯定在狂热的时刻被认为是软弱的胆小鬼而遭人蔑视的“失败主义者”。不过茨威格马上发现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致于他也常常怀疑究竟是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抑或确是别人聪明自己发疯。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他一同跳动。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战争爆发后，罗曼·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他与茨威格，这两个交战国的伟人走向一起，联合反战，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茨威格写道，正是在罗曼·罗兰身上，自己“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
一战爆发后，绝大多数作家都以狂热的文字鼓吹“为祖国而战”，“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尔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利骚是茨威格的熟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都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以致德国皇帝都为这首诗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授予他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以资鼓励。总之，“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但现实其实非常势利，常常会把人狠狠捉弄一番。“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和英国永远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惟一罪人。”那些在1914年热情赞美他的人到了1919年却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的时候，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在“走出欧洲”这一章中，茨威格回忆一战前他的印度之行与德国军官、“生存空间”理论的创立者卡尔·豪斯霍费尔的相识更发人深省。
游船上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一个是正前往日本出任德国驻日武官的卡尔·豪斯霍费尔。这位军官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教养殊佳，用功甚勤，连在游船上也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细致观察每一处地方，还不停地写日记、写报告、查辞典，“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为了出使日本，他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学习日语和有关日本、东方的各种知识，以致茨威格还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有关东方的知识，与他在旅行中成了朋友，回到欧洲后还时有往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豪斯霍费尔创办了《地理政治学杂志》，茨威格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要对各民族的个性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认为豪斯霍费尔首先提出的“生存空间”概念也仅是一个中立的学术词语。“我以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的著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籍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所以在十余年后希特勒已经掌权的一天，茨威格偶然听说豪氏成为希特勒的密友后震惊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实在看不出“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但“生存空间”理论事实上确成为纳粹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之一。茨威格写道：“‘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所以，“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转化为行动和灾难……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或许，豪氏开始是“不自觉”的，但在“生存空间”理论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后却是非常“自觉”的。所以在法西斯垮台后，他于1946年自杀身亡。当然，这是茨威格当时所不知道的。
二
现实往往复杂无比，能真正洞察其实质，实乃不易。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要他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的邀请信。生性谨慎的他这次却没有丝毫犹疑，立即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俄罗斯。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为茨威格对政治一向厌恶，而到经过十月革命的苏俄访问，本身就会被政治所“利用”。他坦承：“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因此，十月革命后许多欧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态访俄，想一窥虚实，但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使人真伪难辨。茨威格当然也想前往考察，亲睹这个“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的国家，对其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译为俄文，有许多俄国读者，所以他更想访俄。不过，之所以一直犹疑不决、久未成行，是因为“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他是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决不想轻易作政治性表态，“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但这次是为纪念信仰非暴力哲学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却可使他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
在俄国，他度过了一个活动紧接一个活动、非常紧张的十四天。每天都是参观、集会、演讲、访问、会见、交谈、饮宴……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改天换地，不能不使人激动的场景。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也是豪情满怀、朝气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为“新人”，对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正在进行的新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氛围，使茨威格也深受感染。但多看之后，他又不免心生疑虑：“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他承认，许多来访作家由于受到几乎是空前的欢迎，感到自己真正被这里的广大群众所爱戴，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个新政权大唱赞歌：“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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