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历史和现实的交战
作者：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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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具体个人价值的群众是盲众。“文革”中群众运动释放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却是历史的破坏力量，而不是建设力量。群众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正如多数并不一定正确一样毋庸讳言。群众运动很容易沦为集体无意识，成为贯彻个人意志的工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早期的群众运动，不是善的喷涌，而是恶的爆发，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那种“人民在自己的运动中创造历史”。今天有人借群众积极参加了“文革”来为“文革”寻找合理依据和正义性，实在是偷梁换柱。群众是一个高度集合高度抽象的概念，毛泽东对此了然于胸，他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就永远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面对领袖，你也许可以质疑，但面对群众化身的领袖，你能表示怀疑？但群众是谁？谁见过群众？脱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个人，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群众便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抽空、随时可以利用的政治符号。很多具体的人几乎都曾经在内心深处质疑过“文革”，也不乏个别的小型群众组织提出过和“文革”不同的声音，可是，这些质疑和声音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显得那么的不“群众”，显得那么的不和谐。一句话，真正的群众是由一个个有独立价值、独立头脑的人组成，脱离了这一点，一群人集合成的“众”，哪怕他们是十亿人，也仅是个人意志的祭品而已。真正的群众运动应该是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由自发内在思考到自觉的政治诉求的逻辑过程。上个世纪一百年间，无数次人山人海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力量，但能真正称为推动历史的群众运动者，可谓少之又少，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次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两次而已。独这两次，无导师号召，无组织发动，无事先彩排，群众自发也。
毛泽东理想中的统治模式是他绕过庞大的官僚系统，直接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他极为憎恶享有特权的官僚体系，因此发动群众起来摧毁这个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的僵硬制度，创造出一个“人民国家人民管”的理想社会。有论者认为这是“文革”最丰厚的历史遗产。
官僚主义是一种历史性世界性的普遍现象，防止官僚集团成为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与民争利的特权和利益集团，这无疑是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出发点。表面上看来，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权的最高领袖发动人民起来反对自己一手缔造的官僚系统的先例，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试验。建国以来沿袭苏联党政体制，事无巨细，无所不管，乃至包括老百姓的迁徙、居住、死亡等。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事业，都有庞大重叠的各种组织。这个官僚体系形成的根源正在于政府要对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控制。没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无法实现这种体制的正常运转，因此随着控制领域的不断扩展，必将导致公共权力和公共机构随之不断扩张，结果控制成本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公共机构自身的膨胀和特权化。“文革”中各级党委陷于瘫痪，人们获得了对各级官僚无限自由的监督权，甚至可以直接推倒重来，然而带来的代价是社会运转的全面瘫痪，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解决既要保证社会体系正常运作，又要防止官僚系统特权化的两难困境。毛泽东屡次出面制止“文革”冲击军队、冲击高级党委，包括屡次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其内在矛盾正源于此。
要防止官僚系统集团化、特权化即异化，必须充分依赖人民的自由同意，按照法制来产生、更换、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政府运作思路要从当运动员退后到只当裁判员，要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变为有限控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靠轰轰烈烈、没有法制制约的群众运动来防止官僚体系腐败，其思路是缘木求鱼，其结果是聋子治成哑巴。毛泽东本人天纵英才，知识渊博，但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亲身考察体验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因素，因此他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这一试验无疑不可能解决官僚系统特权化的痼疾。因此，在传统社会体制下，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又要绕过实现控制的基本媒介——官僚体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课题。
群众运动脱离了个体的真正自觉意识，大民主就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判断“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对民主有起码的了解。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运作规范的工具理性，更是一种应该追求的价值理性。它不仅仅是保证全体公民权利（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的一套游戏规则，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它不仅仅是手段，更应该是目的。民主是为了保证全体公民最大限度自由的实现，它的实现形式必须靠法制来落实，所以衡量民主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于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靠人治还是靠法治。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是天然拥有并得到法律保护的，而不是什么圣人和领袖恩赐的。民主并不消灭异端，而是容纳异端。民主当然反对少数人靠资本或者权力对多数人的压榨剥削，但也反对多数人借口“公意”对少数人的暴政——因为多数人的暴政说穿了还是少数人的暴政，综观人类历史，从来也未曾出现过多数人的暴政，只有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的暴政，历来所有专制者都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多数利益的守护者，如希特勒、萨达姆、斯大林等无不如此。
反观“文革”“大民主”的实验，与民主精神的实质相去何止道里计！表面上看人民似乎拥有空前的自由，比如鸣放，比如批判，比如监督各级官僚，比如串联。但仔细分析一下却并非如此。
从来源看，这些“民主自由”无一例外都是“文革”领导小组和毛泽东赋予的，号召则有，禁止则无。是我替你做主，而不是由你自己做主；是外在权力的允许，而不是内在自发自觉的享有。
从享有这些恩赐的“民主自由”的主体看来，只有根正苗红、出身好的“红五类”才享有这些所谓的民主权利，而近百万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上千万的“地、富、反、右、坏”及其家属不要说拥有这些权力了，连依据法律为自己申诉和辩护的权利也被完全剥夺。而真正的民主无疑是针对社会全体成员的。
从这些“民主权利”运作的范围看，是十分狭隘的，根本不能逾越阶级斗争的范围，除了拥有持续“造反革命”的自由外，正常安排自己工作、学习、生活、思想、言论的权利被剥夺殆尽。这根本不是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民主权利，而是由上面安排，只能奉行不能僭越的一套行为桎梏。
从这些民主的实施途径看，民主权利体现为必须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活动。“文革”时期的所谓“大民主”则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破坏和践踏，法纪废弛，整个社会秩序失控。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为自己辩护，却遭到红卫兵语录本雨点般的敲打。因此，失去法律规范的“民主”只能是残酷的暴力专政。
有人说，“文革”时期人民群众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其实完全是对言论自由的误解。以所谓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言论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仅仅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自由，实际是言论的专制。言论自由的实质是保护人民自由发表真实意见的权利，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只要这些言论未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伏尔泰这句名言迄今为止仍然是言论自由的最完美诠释。但，反观“文革”时期的言论自由，其实只是机械背诵社论和领袖语录的自由，哪里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民族连说真话的权利也没有了，连自由思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今天竟然还有人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伟大实践！再比如，宣传时要特别注意用词造句，一个用词不准不当、一次喊错口号、一次举错手就可能使一个革命积极分子迅速沦为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因为喊错口号、举错手等而锒铛入狱的例子举不胜举，可参看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这和受法律保护的真正言论自由可谓背道而驰。
通信秘密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私权，早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3〕但“文革”期间因为私人通信被好友、恋人甚至丈夫揭发而惨死的也绝不仅仅是李九莲等几人。实际上自胡风私人信件作为他反党集团的证据以来，宪法规定的私人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条款早已经荡然无存。一个连私人通信秘密都不能维护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个私人空间被极度挤压的荒诞十年，距离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何等遥远！
总之，“文革”期间这些鸣放、批判、监督根本不是什么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实现形式，而是消灭“阶级敌人”，改造全民思想的手段而已。
（四）
毛泽东确实曾经十分醉心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为此曾经多次走到前台，亲自指挥工业化建设。但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搞经济“某些地方违背了规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直接的责任归我，间接的责任我也有份。”〔4〕
先看几个数字（以下数字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该书经济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文革”十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一，低于1952年到1966年的百分之十〔5〕。即使是百分之七点一的增长速度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但使我十分困惑的是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史》后边又称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是两千五百三十四亿元，1976年增加到四千五百三十六亿元〔6〕。不知道写书的人有没有学过函数：如果增长率是对的，连续十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一，那1976年经济总值应该是五千零三十一亿元，而不是四千五百三十六亿；如果总值是对的，那经济增长率应该是百分之五点九，而不是百分之七点一。是不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要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6年的数字应该比五千零三十一亿还高得多才对，这是因为纸币的购买力逐渐有所下降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过来人都清楚，“文革”期间通货紧缩才是事实，在此只能怀疑数字的可靠性。其二，该书以下又有其他数据：十年中职工平均工资反而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九！〔7〕经济连续十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一（职工收入反而下降）这是世界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未出现的情况出现这样的奇迹，主要是因为超强度的高积累和低消费维持工业的高投资。《国史》中谈到这一点时，举出1971年积累率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一〔8〕，其强度之高，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仅见的。如此高积累，自然难怪工农群众几十年不涨工资了。对于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经济增长数字，一向有不同的看法。笔者曾经看到，有人称1950年到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仅略低于日本、原西德等国。对此说法，笔者并非专业人士，只以外行的身份说这样一个事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总量和日本经济总量相当，到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也仅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强，而且最近十年日本经济几乎处于停滞中，而同期中国经济则持续增长。因此，不难对所谓的经济高增长打个问号。
官方公布这十年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五千亿元（薄一波说是损失八千亿），而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基建总投资才六千亿人民币〔9〕。这是什么概念？三十年中前二十年的积累几乎在“文革”中折腾殆尽！如果说还有什么家底，也是十年中以世界最高的积累率换来的，是以人民长期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而且还是低效率的方式。
再看一个数字。1958年毛泽东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树，大搞小高炉，结果浪费二十三亿人民币炼了六百万吨海绵钢。到1976年全国炼钢量也不过两千六百万吨。而现在全国炼钢量据说已经达到两亿五千万吨以上，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难有一个认识。当然，所谓伟大工业革命不能只看钢铁石油，还要看看各家各户有些什么工业革命的产品。读者不妨回家看看：看看自己家哪样电器是“文革”期间生产的。
“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全国交通陷于瘫痪，厂矿企业长期陷于派性斗争，生产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国民经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1968年甚至连国民经济计划也没制定，经济混乱程度可见一斑。〔10〕
经济增长和“文革”之间完全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稍了解“文革”期间经济情况就知道，1973年、1975年经济发展较好，为什么？就因为这两年“文革”搞得不太火爆，凡是搞得火爆的年份经济一律负增长，例如1967年、1974年。看经济增长不单要看本身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要看本来应该实现、本来可以实现但却由于“文革”未能实现的增长！历史不容假设，但谈论历史还是不妨假设。假设没有“文革”，那经济增长率又该会是多少呢？“文革”十年，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拉大了我国经济建设和世界的差距——这已经是历史定论！对此中共中央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而今天，竟有论者称是“文革”促成了伟大的“工业革命”，对历史的健忘足令人拍案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