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作者：李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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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诗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做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先骕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胡先骕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胡适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骕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骕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
胡先骕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那个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锺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认为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顿）。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后来的人们为诗歌实践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并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骕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疑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三、废除中国戏曲
1．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暴露我国野蛮暴戾之真象，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陈独秀）；
2．造成义和团大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打脸谱演儒释道教义的中国戏”（陈独秀）；
3．废唱而归于白（胡适）（即学西方话剧）；
4．裸上体之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刘半农）；
5．中国戏是极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钱玄同）；如果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化的戏，戏馆全部封闭，要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中国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们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同百兽率舞的怪象（钱玄同）；
6．周作人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题的文章，说“中国戏没有存在的价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谱”。“民族不能老作野蛮”，“终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欧洲式新戏的一面。”
7．“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历史的遗传不去，创造的意境不来。”“旧戏本无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的”（傅斯年）。
四、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药不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未维新派吴汝纶即提出“西医精绝，中医自古即是妄说”“医学必取资西人”，新文化派自然赞同之，以胡适为主，说：“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汪精卫也是中医的取消派，鲁迅更根本不信中医。此风影响极坏。
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后遗症
新文化运动始于一九一五年，开始时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至此才逐渐扩大，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运动，此前则不过是新文学运动。由以上各项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议论，已煽动起一批人，在社会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极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钱玄同。他原名钱德泉，在北京大学教音韵学。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对维新派。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惯，称为假洋鬼子，有次在饭堂吃饭，忽一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坐到他的对面，他鄙夷地端起碗离去。但对官府却极其惊惧，某次，一军官访问学校，他竟以为是捉他到官里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忽然化为“左”徒，前后判若两人。胡适的《尝试集》一出来，他第一个出来批评，“未脱尽文言窠臼”；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他千分万分拥护，并且“最赞成”陈独秀那种不许人讨论，“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胡适主张废除诗的格律，他和刘半农更主张废除填词，以白话诗为正体，韵文不可为正宗。张厚载写信批评他对戏曲的否定，钱玄同无理可讲（他不懂京剧），回信说：“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钱玄同被胡先骕讥为“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说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可这位不通欧西学术的先生，对欧西学术偏偏无论什么都崇拜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位放弃自己的专长，跟着新文化派鼓噪呐喊起哄的是柳亚子。他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既称儿子为“小友”，连兄弟也不是了，却叫“小友”呼他为“爹”（公）。不特此也，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民国肇兴，君臣一伦当然已废，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废除掉吗？他所说的“完人”，实是没伦常的原始人、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