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作者：李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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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就没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旧诗一首跟着一首，却一首新诗也没有试过，又是一位言行相违的君子。
新文化运动发动的又一重大战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为儒教，孔子是当然的教主。其实孔子何尝像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那样创立了自己的教宗教义，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为道教教主一样，都与他们的“教”毫无关系。蔡元培先生早就主张把孔孟的学说和后来的儒教区别开来。新文化派反儒教，无非是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还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缛节，这些全是从汉儒到宋儒搞的新产品，与孔孟无任何瓜葛，但罪名却要他们承担。
孔孟的学说是人类最好的学说，但极少被人彻底实行过。孔子学说的中心点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双倍价值，人的道德，人的尊严。孟子主张“仁政”，但没有皇帝施行，也没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于反对仁政，只有极个别的独夫民贼才公开反对仁政。如果有哪个皇帝实行百分之五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称“有道明君”了。孔子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几千年中给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东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数千年来，几乎处处有人不择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云。
人们以为新文化派种种过激主张是出于爱国，“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吧，我不反对这一估计，但他们的爱国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只担心，国家能否经得住这么一顿热吻？那热吻里充满着敌意之心，切齿之声。如按照他们的主张，中国早就被爱得彻底灭亡了，岂仅亡国，还要灭种。试想，一个民族不要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打杀了他们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们的民族医学、民族的戏曲、民族的文学，剩下一具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像把干柴的瘦肉，再给他从外面加上一些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个民族还存在吗？
学衡派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说他们“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
杜威曾来中国讲学，胡适作翻译。胡适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曾详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过实验主义，从创始人皮尔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适称为哲学上的大革命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他的实验主义。胡适不亏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师尊的这一套，结合清代儒学家“无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观点，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和存疑主义糅合而成为他的观点，高度概括为“大胆的假设（或怀疑），小心的求证”。他要把一切都怀疑下去，“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明的东西”；“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至“宁肯疑而错”。胡适的大胆，首先引起当时的疑古主义，以他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对中国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怀疑，怀疑它是否真实存在过。胡适自己就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东周以后也大部分是伪史。鲁迅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记》里却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怀疑为准备吃人。在书中他只看见三个字：人吃人，在仁义道德的缝里藏着。豺狼之残，狮虎之凶，但不食其类，唯中国数千年来却在人吃人，中国人连兽类都不如？！小说中狂人的怀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虽然他并未小心求证过。
胡适对中国文学“大胆”之后，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学”的结论。不知胡适用什么证据证明“全盘西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用什么证据证明“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否中国亡了，天理就有了？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信仰对象，那就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人文主义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是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实的人生。白璧德尊敬中国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孔子本人，说孔子配称中国文化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国留学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倾慕他而来的梅光迪、梁实秋、陈寅恪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吴震苊、张荫麟等或著文或翻译，介绍白璧德给中国。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吴宓在胡先骕所译白璧德谈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说，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关中国书籍无不寓目。他的人文主义是感于近代科学大昌、实业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们唯利是图，道德全失而缘起的。他说，西方之文艺复兴与传统道德分离，而中国所谓文艺复兴（按指新文化运动）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之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梅光迪到哈佛大学之前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后慕名拜访白璧德，发现白璧德对中国的儒家和早期道家思想有全面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学说中纯粹的人文主义大加赞赏，看到早期道家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之间有相似之处。梅光迪说“在西方能成就于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并对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并非熟视无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术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支持历史继承性和中国国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现代西方的因素，以进行合理的调整”。
可以说学衡派的全部活动及动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响，使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对其精华优秀的部分产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给以维护，使它不遭受毁损，要加以继承，而不致中断。这之间必然有所扬弃，有所否定，这一点他们很明确。
中国文化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到世纪末，屡次蒙难，伦常乖舛，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只许存在阶级性。后来，整个社会投入市场，市场规律指导指挥人的行为，“小人喻于利”，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上下交征利”，贪得无厌，腐败遍于国中，黑道披倡，道德沦丧。金钱被赋予万能，拜金主义猖獗。科教兴国，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义内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学的院士，科学能制造机器人，不进行、不重视人文主义教育，人也会变成机器人。数字、程序可输入电脑，但人情、人欲、道德不能输入电脑。只有重视和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继承、弘扬和发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