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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门兀自无人闭”
作者：李 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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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树达先生的晚年是在长沙岳麓山下度过的。他1937年举家南迁，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于湖南大学中文系（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范学院），除了1948年曾去南京一次，1948年—1949年去广州讲学之外，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湖南。
杨先生“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读书。心有所会，则笔之于书，以为至乐”〔1〕。他终生勤奋，数十年如一日，伏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影响及于海外，在日本、（前）苏联、美国尤为知名。1942年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1954年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我国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如果说1949年以前，杨先生基本上是远离政治的话，那么，在这以后，他似乎在逐渐改变自己，以适应于新的时代要求。对新政府头两年所取得的成就，他满怀激情地讴歌：
自留学以后，五十年来，日望国家进步，终不可得。今解放不及两年，国力日强，社会有正义、有是非；乡村赌博绝迹；流氓地痞，予以清除；游子无业，施以改造。古称尧天舜日，恐亦不过如此。古人称：“朝闻道，夕死可矣。”余虽未能闻道，然衰年及见国家社会有此景象，虽死无恨矣。〔2〕
他不仅在大会上作这样热情讴歌的发言，而且还在国庆日写下了这样的颂诗：
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夜门兀自无人闭，谷粒都归种者收。淮水安澜歌大德，夷人授首洗前羞。平生梦想今都现，笑口频开待首丘。〔3〕
二
杨先生在新时代里受到的礼遇，是许多大知识分子都要嫉羡的。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毛泽东三次同他见面，多次同他书信往还，视他为朋友，待他为上宾。杨先生在1954年至1955年的十二个月中，出版新旧著作竟达七种之多！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他在生活上也受到多方面的照顾，虽然赶不上抗战以前的水平，但比之一般的教授，则优厚得多！政治上他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制和打击，从1950年到1956年，他在各项政治运动中，都顺利过关，惟一对他有所触动的，是1952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但也只是收到群众意见六条，花了十天时间写思想检查，最后在历史系全系师生大会上宣读，一次通过，轻松过关。
杨先生的检讨书，用文言写出，与杨卓新先生的检讨书一起在《人民湖大》上刊登过，对推动湖大教师的思想改造，起过很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一次发表在《湖南文史》上。
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他的检讨是这样的：
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平生最大的错误，为应日本人之请续修四库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丧失民族立场，最可痛恨。次之则反对学生运动（抗日运动除外）。李毓尧长湖大，学生反对，余竟为李缓颊。及军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学生，则事已无及矣。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者。〔4〕
杨先生之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顺利过关，当然首先得益于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其次是得益于他的严格自律。他虽不懂政治，但终究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懂得如何保存自己。如果说解放前杨老先生以说话大胆，不遮不掩而著名的话，那么，到了新时代他就出言谨慎，甚至有点小心翼翼了。从杨先生1953年写就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湖南大学历史运动的全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比如曾国藩的曾孙、电机系主任曾昭权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不肯批判先曾祖而宁愿从科学馆跳楼自杀一事，我们竟在回忆录中看不到一点反响，这就是杨先生自律的最好例证，因为谁都知道作为国学大师的杨先生对一代硕儒的曾国藩持尊敬态度。此外像中文系陈书农的被解聘还乡，罗皑岚的用剃须刀自杀未遂都在回忆录中找不到影子，也是一例。
自律、克制、容忍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适应新时代的必然，并非杨先生一人如此，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如梁漱溟之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主观上很想跟上新时代，但客观上的现实生活，又往往使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无法理解，于是他们慢慢地有了疑惑、迷惘、不满，甚至失望、无奈！
使他感到困惑的，是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实有些人的安排，同他并不相关。比如有人告诉他京中设文史研究馆，某某出任馆长。他说：“某乃妄人，不识一字。果有其事，亦是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5〕
1950年杨荣国出任湖南大学文教学院院长，杨先生也感到疑惑不解，当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
这只是传说，并不见诸文字，但传说很广，当年湖南大学学生知道的不少，有一位亲口对我说过，说他曾亲耳听到杨老先生说过。杨树达先生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无法肯定，但杨荣国先生错别字多，我是相信的，批林批孔时他来我校作报告，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络”，我是亲耳听见过的，当时报告厅内外一片哗然。
关于杨荣国先生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因为他成了研究杨树达先生晚年不快的一个关键人物。
杨荣国是1949年6月长沙解放前夕来湖南大学任教的。此前他在桂林师范学院当教授，他与杨树达先生不是同一类型的教授。杨树达先生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教授，而杨荣国先生则是以学术研究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教授。他们碰在一起不可能不发生冲撞和矛盾，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荣国先生是一位进步的、革命的教授，三十年代中期参加共产党，来湖南大学前，曾因从事地下反蒋活动被捕，后由桂林师院院长曾作忠博士出面，保释出狱。来湖南大学以后不久，于1950年初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尽管他是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属于历史系，不属于文教学院，而是属于法商学院。因为当时文教学院下面只有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杨树达先生大概不知道杨荣国是地下党员，至少是不知道他是湖南大学党的秘密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实际上也就是湖南大学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从历史系调出来担任文教学院院长，成了中文系的主管领导。对此杨树达先生很可能是有不同看法的，所以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则广为人知的传说。
1951年初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金文、甲骨文的例子，杨树达先生看了以后，觉得他“引金文、甲骨文错误百出”〔6〕，然后将错误一一列出。写出这篇批评文章之后，杨树达先生把它交给湖南大学的校刊《人民湖大》，要求发表，当时兼任该刊编辑的王石波先生看了文章以后，不敢作主，便将稿子交给学校军代表余志宏。余以有碍团结为由，不同意发表，王石波不得不将原稿退给杨树达先生，并一再致歉。杨树达先生随即将批评稿寄往《新建设》，编辑部又将稿子转寄到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手中。李达终究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亲自将稿子交给杨荣国，并要求他“自行检讨，向读者道歉”，同时向杨树达先生致谢。〔7〕
但杨荣国先生并没有照李达校长的意见办，既未向读者道歉，也没有向指出其错误的杨树达先生致谢，而是将此事汇报给了党的五人小组，汇报到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那里。唐副部长找了谭丕模等人研究，决定要压一压杨树达先生的“嚣张气焰”。后来他们找来了杨树达先生在抗日时期出版的《春秋大义述》，从《自序》和《凡例》中挑出几句“吹捧”蒋介石的话，交给《人民湖大》的编辑汪华藻，说先让人传话给杨树达先生，如果他“收敛”一下，他们就不发表，否则就立即发表。据说杨树达先生一见形势不妙，大惊失色所以没有发表云云。
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杨树达先生不仅没有“收敛”多少，反而当面要求李达校长撤销杨荣国的文教学院院长职务，甚至不再让他上讲台，免得他“贻误后一代青年”，因为他的学力实在不够当教授，或许可以让他去图书馆当馆长或当总务长。见到李校长听后默默无语，问他困难何在？李校长仍然默不作答。杨先生哪里知道李校长的难处：他当时连党籍都没有恢复，属于党外进步人士，哪能撤换一个老党员的职务呢？有一件小事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可以帮助我们多少理解一点李校长的难言之苦。据当时任湖南大学秘书科科长的王石波先生说，李校长写出一篇稿子，不是《〈矛盾论〉解说》就是《〈实践论〉解说》，需要打印，军代表余志宏竟然不准，说私人稿件，一律不准打印。气得李校长跑到秘书科对王石波发牢骚，后来还是王石波拿去找打字员打印的。足见李达当时名为校长，实际权力却相当有限，远不如军代表余志宏！
同李校长谈话未获结果之后，杨树达先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详细叙述他对杨荣国的看法，意图非常明显，希望得到毛的支持。据说此时毛尚不知道杨荣国为何许人也，正是杨树达先生的这封信，才使毛开始注意杨荣国这个人物。毛在接到杨树达先生的信后，并未马上回信。后来唐麟告诉杨老先生：“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老先生这才明白毛泽东没有马上回信的原因，于是“自悔孟浪，遂再奉书”，解释原由，求得毛的谅解。接连收到杨老先生两封信后，毛才回信：
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8〕
由于得不到毛的支持，杨老先生便不得不请求离开文教学院，转入法商学院的历史系。杨先生的专业，放到历史系并不为怪，但杨先生在湖大中文系工作十余年，一旦突然离开，其心情不难想象！
当然，促使杨老先生离开中文系的，不只是一个文教学院院长杨荣国，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中文系主任谭丕模。
谭丕模同杨荣国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教授，都是三十年代的地下共产党员，都在桂林师范学院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而被解聘的教授，都在1949年6月间同时来到长沙。当然他们专业不同，杨荣国治中国古代思想史，谭丕模攻中国文学史，但都想进湖南大学，杨荣国顺利达到目的，进了湖大历史系，谭丕模却遭到中文系主任谭戒甫的婉言拒绝，不得不俯就私立民国大学文学院院长。
但为时不到半年，长沙和平解放，民国大学并入湖南大学，杨荣国出长湖南大学文教学院，谭丕模就任中文系主任。而他们两个在杨树达先生的心目中都是学力不足的教授，一个的特点是错别字多，一个是“连中苏条约极粗浅之文字都看不通”，可到了新时代，他们都飞黄腾达，成了耀眼的明星，成了他杨树达直接的顶头上司！
其实，杨老先生还不完全了解他们两位，尤其是谭丕模。
与杨荣国相比，谭丕模的政治实力，更为强大。他与省委书记黄克诚、省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中南局书记陶铸都曾同过学，他们的关系都很好，谭还曾救过陶铸一次命。周小舟一到长沙，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谭丕模，并于1950年3月介绍谭重新加入共产党，让他当省教育厅厅长，谭不愿意，于是留在湖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
谭与杨荣国不同，他工作积极，雄心勃勃，一心一意要彻底改造旧湖大中文系，要将它变成“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个样子！
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他告诉学生，旧的湖大中文系，又称国学系，是一个顽固保守的“经学堡垒”，只重古文，不要今文（白话文）；只重研究，不重写作实践。教师经院气十足，落后保守，思想空虚，生活腐化，整日整夜搓麻将，上课瞎扯，不是自我吹嘘，就是攻击他人。学生作文，只许用文言，不准用白话，有所谓白话文不许过（湘）江之说。考生答卷，如用白话，一律不看，不给成绩。课程单一，不是古文字，就是古文学，毫无现代气息，教师中搞现代文学的，现代语言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备受蔑视与排斥，往往站不住脚跟。系里的一切重大事情，全由几个搞文的权威说了算，实行的是一套封建家长式的管理，远远落后于时代。谭丕模认为必须立即改革，大刀阔斧地改革！
谭丕模对中文系的改造，是从整顿教师队伍开始的。他比较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没有采取大批大斗的办法。他只解聘了“反动分子”陈书农，而且以后还承认有点“左”，却让好几位教古文学的老师改任研究员，客客气气地剥夺了他们上讲台的权利。另一方面就是大力补充新鲜血液，将魏猛克、王西彦、韩罕明、董每戡、彭燕郊、冯放等人吸收进来，尽管其中有的从来没有在大学里面教过课，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他们大都是搞现代文学的，符合他的要求。经过一番努力，他在写给女儿谭得俅的一封信中不无得意地说道：“我自己觉得，真正做到了把一个顽固、比较保守的国文系，改变成崭新的文学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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