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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托明月 明月照沟渠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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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者从政不可避免要直接与中枢打交道。如果仔细留意，一个学者选择入谁的幕，除了客观之机缘，很大程度上常常与中枢的个人魅力如何有关，当然这种魅力往往是言人人殊的。丁文江在众人的侧目中毅然入阁孙传芳，与他对孙的评价是大有关系的，他对朋友们说：“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这句话是丁经常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的。他以为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15〕
而到了蒋介石独掌乾坤时，学者名流对其观感不仅各各不同，而且常常前后会有相当大的变化。陈寅恪抗战中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到会诸先生，陈寅恪归后曾赋七律一首，其中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据吴宓注云，“看花愁近最高楼”云云是陈寅恪对初次见面的蒋介石之观感，“深觉其人不足有为”〔16〕。揆诸史实，对蒋介石从有所希冀到大失所望的学者颇不乏人，最典型的是闻一多，蒋的一篇《中国之命运》让这位“五四”之子嗅出了强烈的反“五四”的气味，从此走上了激烈反蒋的道路。陈寅恪也好，闻一多也罢，毕竟与蒋介石本人甚少接触，而从政的这批学者就不同了，他们的记述和评论更真切和真实。
谈到从政学者与蒋的关系，将两个学养、声望相埒而且私交很好的学者蒋廷黻和何廉拿来对比是颇有意思的。说来何廉从政，与蒋廷黻还颇有关系。何、蒋二人曾是留美的同学，1926年至1929年又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据何廉的自述，“我和蒋廷黻十分友好，对他的意见我总是感觉尊重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当蒋廷黻1936年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劝何廉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他自己曾经担任过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时，何廉再一次尊重了蒋廷黻的意见。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何、蒋二人同上庐山拜见蒋介石的一幕也很有意思，二人事后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追忆自己与这位当年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初次见面的情景，都“印象颇佳”。《何廉回忆录》中写道：“他注意听我讲，看来十分耐心，又非常礼貌，印象中他迫切想听独到的见解。”蒋廷黻则说：“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看得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蒋廷黻回忆录》中难得地记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因蒋廷黻和何廉是湖南人，蒋介石在谈话的开始便恭维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而蒋廷黻显露了他的外交家潜能，立应曰：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何廉回忆录》和《蒋廷黻回忆录》在惊人相似的开端之后，很快渐行渐远。此后我们在《蒋廷黻回忆录》中几乎再也读不到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也许这是因为口述历史中的蒋廷黻虽然已退休，但多年的职业习惯还是使他有意无意地要字斟句酌吧。而何廉则在自述中对蒋所下的判断则越来越多，而且越到最后，负面评价越多。如果蒋廷黻不是出于有意淡化口述过程中主体意识的目的，那我们得说，何廉在这场学者从政运动中似乎更加投入，他深深地被裹挟进了一部巨大的官僚机器中，感同身受分外真切，看问题也深入、切实得多。《何廉回忆录》中专列一章讲作者本人看到的“中国权力内幕”，《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南京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时特地引用了何廉的回忆：“总司令走到哪儿，政府的真正权力就到了哪儿。就权力而言，他主宰一切。”何廉所在的行政院本来是最高行政机构，而何廉发现，几乎每份重要的报告，都首先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办公室，决定是在这些办公室作出的，行政院等着的只是去“采取正式和公开的措施”。何廉在此处用了“发现”一词，透出的书生气让人感慨。据何廉观察，蒋的作风是“办什么事，作什么变动，只要他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何廉和蒋接触不久便给蒋下了这样的断语：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办事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何廉在回忆录中回顾了他对蒋介石从寄予期望到最后失望的过程：“1936年冬，他从西安回到南京时所受到的欢迎，完全表明了我们对他寄驰多么大的期望，……然而战争一开始，政治政策的施展，却给我们许多人带来了失望和幻想的破灭。……”
五
1935年，也就是丁文江弃世的前一年，他写了一首七绝《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显然是反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诗意而抒发怀抱。丁文江文弱中不失强项，尽管他的“出山”饱经挫折与误会，他还是始终秉持着那份自信。不过，在局外人眼中，丁文江等人“出山”的清清浊浊还真是个见仁见智纠缠不清的问题。同为“出山”者，先为学者后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朱家骅虽然认为丁文江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热诚爱国”，但也说这一段事迹是丁“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17〕。朱家骅也是个有趣的人物，抗战中曾闹腾着要给“劳苦功高”的最高领袖献鼎，为士林所笑，他为什么不先反躬自省却偏要以丁事孙传芳为耻呢？依我看其中未必能说出多少道理，无非是一种正统观在作祟而已。
出山清还是在山清？政治中人的许多行事即使符合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清浊与否毕竟由外人判定，一扬一抑，简直要看定数了。曾国藩晚年办天津教案，他的种种布置现在看实在没什么大错，可是当日人言鼎沸，老于世故的曾国藩禁不住都要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心灵煎熬。政治人物的清清浊浊岂是白菜豆腐那样能够一语道断的？
说到政治人物的清，普通人最易想到的是其个人操守。像丁文江，其淞沪商埠总办本来是一肥缺，但从他卸任后一度生活困窘竟至要靠一位并非知交的人救济看，说他为官清正是没错的。蒋廷黻和何廉的回忆录中也有为各种请托苦恼最终拒绝之的记载。他们回忆这些经历时并没有特别渲染，在他们这种教育背景下的人看来，这也不值得渲染。当然在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他们只能保证个人的操守，尤其是当腐败成为国家机器正常转动的润滑剂时，他们不做事则已，要想做出一点事情，就仍然不得不遵守“潜规则”。曾经在何廉手下做事的鲲西忆及何廉一事：“那时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农本局治下川中各县都有合作金库，有四川最好的柑橘运来，是时必以一筐送往孔府，这是我在局内亲见的作为学者的何氏也不得不照官场上的陋习行事。”〔18〕
一般的人迈进权势网络是很难避免这种网络与生俱来的腐蚀性的。章清先生近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就有一段谈到了这一问题，他的答案是：“权势集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避免”，“既已加入政府，或既已与权势集团有了紧密的联系，那么在意气上和人情上，也不好公开和政府对抗；有话要说，也无须选择公开的舆论。这就是权势集团的腐蚀性。”〔19〕章先生还专门举了胡适的几个例子，一个是：1933年12月，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因受国民党压迫，被封锁邮电，不能公开出版。与胡适谈话时大为不满，并说凡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共鸣和同情，胡适在日记中批评罗此语是“不能划清公私之界限”，认为这是“政论家之大忌”；另一个是胡适曾经在日记中记述他向蒋介石献言，“说的都是逆耳的话”，而蒋“很和气的听受”。章先生据此认为“不难看出，胡适不经意间所说的这些话，愈益表明这群自由知识分子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位置。这不单是指他们逐渐背弃‘大众’而选择‘当局者’表达他们的意见，更主要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惰性。胡适等只能满足于‘说得都是逆耳的话’或者当局者‘很和气的听受’，而对于发言能否产生实质意义，已越来越放在第二位。这样一来，他们与当局者之间也逐步形成了‘同舟共济’的关系。”〔20〕
“出山要比在山清”，仔细品味丁文江的这句诗，自信者少，给自己打气者多。毕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刚刚体验了自由职业者的趣味，学界班头、士林领袖的成就感决不亚于做帝王师，时乎命乎，突然要他重走前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难免要有几分迷茫的。胡适还在做大使之前，因为和当局者的接近就多次痛感说话没有了以前的分量，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们这一边”。〔21〕清乎浊乎，得乎失乎，真是一言难尽。
高唱“出山要比在山清”的丁文江曾经很感慨地对胡适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22〕这当然是责之过严了，严厉得差点要让我这个后辈读者落泪！一个有专业背景、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而且具有强烈用世之心的人，最后仍不免做一个“政治装饰品”，甚至自嘲为“饭桶”，这其中多少还是有些悲凉况味。
1940年11月，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不知所为何来，某一日突兀地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
《封神》十九回妲己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23〕
注释：
〔1〕〔2〕〔17〕王仰之编：《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27、37页。
〔3〕〔4〕〔7〕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68、290页。
〔5〕〔8〕〔9〕〔15〕〔22〕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第59、93、96、97、119页。
〔6〕〔12〕〔13〕〔23〕《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423、478、418页。
〔2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7～478页。
〔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3页。
〔11〕《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8页。
〔14〕《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6〕《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18〕鲲西：《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9〕〔20〕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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