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将心托明月 明月照沟渠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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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先生把民国知识分子参政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二是议政，相当于“独立政论家”；三是组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著名经济学家何廉都是个中代表。
一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新的条件下，这一传统又被赋予了新的特色。所谓新的条件，一是国难日深，民族生存的危机渐趋严重，二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远非过去的士子可比，他们多半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在新的视角的观照下，中国政治之污浊民生之凋敝是无法忍受的。所谓新的特色，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更加强烈，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丁文江堪作代表。丁文江，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发表政论文字时常用“宗淹”的笔名，以示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崇敬。1923年8月，他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1〕据朱家骅回忆，丁文江面对当时混乱政治的看法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认为“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2〕。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置众多朋友的劝告于不顾，出任了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雄心勃勃地擘划发展“大上海”。
与丁文江不同，胡适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书生可以论政，但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一个独立政论家。然而形势比人强，日本人步步进逼，即使是抱着低调论的胡适也已看出，一场大规模的为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胡适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在民族危机面前，首要的是有才干的人出来做实干之臣，1938年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妻子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结束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3〕同年，他在出国访问的途中接到驻美大使的任命，给妻子的信中又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4〕就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在赠给参加中美借款谈判的银行家陈光甫的照片上题诗一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语气有些苍凉，但细心品味，其中是否还夹杂着一种救国救世的自豪感呢？
说到书生出而应世的动机，一种旧的心理定势不能不提，这就是中国士子根深蒂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翁文灏颇富戏剧性的出仕经历很有代表性。翁文灏，字咏霓，著名地质学家，比利时留学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并一度代理校长。在和政治的关系上，翁氏和胡适、丁文江都有所不同，他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对政治和做官全无兴趣，即使偶尔写点政论文章，也是应朋友之命而作，所以，1932年国民政府征召他为教育部长时，他坚辞未就。但一场意外的车祸改变了这位书斋学者的命运。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这个时候，要翁文灏这样淳厚的君子拿出勇气去拒绝救命恩人的征召显然是不近情理的。“知遇之恩”，“救命之恩”，这些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过于沉重了，正如傅斯年曾经说过的，他这一辈的读书人虽受西方教育，但安身立命仍然是中国式的。最难消受明主恩，就这样，在感恩情结的驱动下，翁文灏这位被认为是“一国之瑰宝”的杰出学者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到行政院长，演出了一幕“科学家错位”的悲喜剧。
二
俗语曰：看人挑担不吃力，知识分子也许论政是一把好手，可真要他进行实际运作，他就会立马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和胡适一起列名“好政府主义宣言”并一度入阁从政的汤尔和在内阁垮台后对胡适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5〕从“有点道理”到“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责任是否全应由知识分子来负呢？
这一时期从政的学者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其依赖的资源惟有专业素养和学术声誉，政治生活远远不如在学术领域得心应手，胡适即为显例。蒋介石选中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看中的只是胡在海内外的巨大声望和其对美国社会的熟谙。胡适并不具备外交天才，上任之初，也无外交经验，除了标榜“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风格，就只能靠他的演说才能和在学术界中的清誉了。应该承认胡适在大使任上竭尽了全力，他在致王世杰信中说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胡大使的廉洁和不辞劳苦即使是在最讲究权变的外交领域也赢得了朋友和对手的尊重，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当时这算是国际间相当大一笔借款，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民心，须知斯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连老资格的外交家王正廷多次向美交涉借款均未获成功呢。后来胡适与美方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然而富于演说才能、不辞劳苦和个人廉洁是否就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呢？1940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赴美国活动，当面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6〕说起来这并非全是宋的偏见，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中也曾转述了“所闻各种对胡适大使工作的反应”，计有：馆中人员始终未组织好，效率不高；只注意拉拢同情中国者，而不与反对党接洽；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等等。〔7〕
除了胡适这一类型，从政学者中自然还有另一类极富行政才能的人。一般公认丁文江、翁文灏除了科学天分，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也是当时学者中少有的。丁、翁二人在从政之前都领导过地质调查研究部门的工作，那时已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行政才干。可是像丁、翁这样的技术专家都有一种泛科学主义的倾向，他们参与政治，也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他们往往注重行政，却不谙熟政治游戏，容易模糊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其直接后果就是他们往往在具体事务上甚为精明，却缺乏大局眼光。从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从政生涯看，他们充其量始终只是一“行政人才”，只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而非政治家。尽管像丁文江以政治家自诩，他也无法逃脱这一定命。他做淞沪商埠总办，虽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但确有其抱负和实绩，胡适后来为他作传记就评价说，回看过去，丁氏任内有两件事值得记载，“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尤其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为最成功〔8〕。可是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随着孙传芳的很快倒台，他这个商埠总办的治绩也随之风流云散了。丁文江是抱着改良政治的愿望投到孙传芳门下的，据傅斯年分析，丁以为改良政治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所以他想借孙传芳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这些智囊商量〔9〕。傅斯年揭出了尴尬的“智囊”二字，因为“智囊”者，哪儿还谈得上独立人格呢？
“志士凄凉闲处老”，在一个政治不上轨道的国度，“衙门”注定是一个最消磨人的才华和锐气的地方。1947年，胡适在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说：“十月里我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每次都是聊天，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10〕1947年对国民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悠闲的年头，可是像翁文灏这样的官员，不论做到哪一级，如果不“闲处老”，对军国大事又能操上多少心呢？他只要不贪不私，每天按时处理公文，定期召开某种会议，就算得上是“能吏”了。
三
胡适很喜欢杨万里的一首绝句《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大概取其明快和阳光吧？窃以为用“万山不许一溪奔”这一意象来概括民国学者从政中的现实处境倒也堪称允当。
蒋廷黻被人许为“民国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见岳麓书社版《蒋廷黻回忆录》“译者序”），不过我估计这种立论是以1949年后蒋氏的“事功”为基础的，至于1949年之前，蒋的主要角色是驻苏联大使，在这个位置上，似乎看不出他有何了不起的创获，而蒋之做驻苏大使实则还是受排挤的结果呢。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11〕。技术官僚想的是效率，而最高领袖却不能不为通盘“大局”考量，不能不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蒋廷黻对此有无不满？其回忆录中只有极为隐晦的表示，而胡适遇到类似情况则激动得多，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的日记中感叹做事的困难“稍增加了”，因为来了一群“太上大使”〔12〕。1942年5月的日记中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外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13〕胡适有历史癖，他有心留下这一点“史料”，也许是要后世读者对他们这群迫于时势到公门修行的学者多一些同情和理解吧？
从本质上说，国民政府仍然是个前现代政府。一群具有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要想和谐和融入其间不仅困难，而且几乎注定要爆发冲突，何廉的从政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何廉耶鲁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留美归国后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抗战中，何廉一度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农本局总经理、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如成立农业合作社，建立农业合作金库，为农民恢复生产提供贷款等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他为稳定战时后方粮价所作出的努力及其失败则充满了悲剧意味。何廉是个经济学家，他当然看到了米价上涨甚至出现米荒的重要原因不是缺米，而是执行了错误的金融政策，这仍然还是个经济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大米供应、分配和价格问题会继续存在，不仅一个小小的农本局无法全部解决，中央政府也难有善策。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员则习惯于用威权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砍掉几个人的头就能够威慑大多数人”，从而稳定粮食市场。政府后来果然为此杀了不少人，包括成都市长，而危险的境况却并未获得改观。政府转而要求何廉动用农本局仓库的米投放市场平抑物价，受到了何的抵制，因为这些米属于农民，要征用须得按市价付款，政府却不想这样做，政客们唱起了国难时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高调。何廉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最高领袖也表示不满，直至农本局被裁撤。战后重建中，本来对政治心灰意冷的何廉不好意思拂老友翁文灏的面子，出任经济部副部长，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建设的观点根本未得到尊重，他认为政府应立即将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努力限制官僚资本及政府干预，他仿佛懒得理会经济政策制定后面的利益集团的庞大阴影，当然又是无功而返，后来国统区经济崩溃的结局已经埋下了……这是一场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窃以为那一代学者名流从政的悲剧底蕴也就在这里。满怀救世热忱的何廉在回忆录中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14〕“装饰品”云云堪称一语中的。但正如何廉所觉察到的，蒋介石“看重”翁文灏、蒋廷黻和他自己也许是真的，但可能从未真正信任过。像何廉这样没有党内派系背景的技术官僚在政府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是注定的，制度，上司，同僚，还有官场上种种无声无臭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掣肘，“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便成为何廉们一种普遍的状态。何廉后来回忆这段从政经历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他的失望是很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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