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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作者：范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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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文星》的头四年，有些言论批判的文章，但是，第一，太少，第二，太弱，第三，对外联络不够，第四，设计题材做得不够。因此我那时的许多想法和社会关系，都运用不起来。所以我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后，知道他是办理文化性的批判言论的最佳人选。他来之后，《文星》因他而作风大变，这点李敖没有吹牛。我希望他这样做，我支持他这样做。但是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分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李敖来后，与我配合得非常好。〔14〕
尽管《文星》有着“求变”的思想动机和真实心态，但“中西文化论战”的不期而至，对于《文星》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本身并不存有意挑起论战的动机，恰恰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一以贯之的态度，而那个冲劲十足、竭力想维护胡适思想的青年李敖则另当别论了。关于这场文化论战的时代背景，有一种说法值得思考，即台湾社会自1953年以来实施四年为一期的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历经了两期，在大量引进西方资本、科学技术、技术人才的同时，伴随而入的西方思潮早已将台湾的社会文化结构冲击得摇摇晃晃：“当时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十字路口的台湾知识分子，早就希望能在思想上做一个解决……论战顺应了整个台湾现代化过程的最高潮——一种新的文化观，或说世界观的形成。”〔15〕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徘徊与思索之中，胡适这篇英文讲稿恰好成了某些文化保守人物对变革中的社会发泄不满、质疑攻讦的机会，深刻地反映出当一种新的文化观乃至世界观正在逐渐形成时所造成的必然困惑与矛盾心理。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胡适在英文演讲中是怎样说的：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能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里的一章。……〔16〕
这是胡适一生最后的一次演讲。他要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针对胡适对东方文明的精神毫不容情的批判与质疑，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1961年12月20日）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他以一种近乎失态的口吻猛烈抨击胡适的“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这一说法。
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有人称他是一位“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常会因情绪激动，破口直言，而笔锋又凌厉尖锐，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17〕。这时胡适已在病中，似未有任何答辩，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动地提及这件事〔18〕。接着，胡秋原〔19〕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发表二万七千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亡国”，同时告诫年轻的朋友们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胡秋原的这一“荒腔走板”立即遭致李敖的反驳。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并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不一而足。他甚至认为“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地面对西方文化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企图改正美人缺点，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因此“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李敖后来在《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与笑料》一书中，将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以及自己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视为这一场论战中“真正在思想‘趋向’方面指路的文献”，而“其他的大量文字，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20〕
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发表后，李敖自己也惊讶了。这篇文章竟给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一时间是“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21〕。李敖突然发现自己此时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个焦点人物。于是聪明过人的他开始反击了。就这样，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而爆发。参加论战者，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台大哲学系助教、洪成完台大数学系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学系讲师）、陈鼓应（台大哲学系助教）等中青年学者；站在胡秋原这一边的有徐复观、郑学稼、叶青（任卓宣）等资深政论家。不久，胡适去世。1962年3月1日，《文星》因势利导，于第五十三期推出“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在这期文章中，除十一篇纪念文章之外，仍有三篇论战的文字，分别为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徐复观的《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答黄富三先生》、李敖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时洛阳纸贵，杂志几天内连印四版，计二万多册，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终于喧嚣腾上，为整个台湾社会所瞩目。有学者认为，就在《文星》提供“讲台”的这一期，“《文星》的新人物李敖已经领头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破口大骂，同时，年轻的一辈已经对老一辈展开全面性攻击。他们不但以古人，同时也以现时现地的今人作‘战争’对象，而且这时候的论辩，不仅不能平心静气，甚至极普通的道理，也必须以挖苦与讥诮的口气才说得清，讲台已在不自觉中变成了擂台”〔22〕。其实，这一段议论未必持平而公允。年轻、嚣张的李敖们固然是在骂人了，但徐复观从一开始就对胡适“恶语相向”，实际上也是引起论战双方开骂的一个因素。再如，这时替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帮腔的某些人在1962年2月25日《政治评论》上撰文讥笑李敖是“胡适的鹦鹉”，嘲讽李敖与陈序经〔23〕“真是穿着一条裤子”等，显然也表现得不够理智。就此看来，论战从一开始就暗含一股远离理性之岸的暴戾乖张之气，其实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