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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作者：范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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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郑学稼则有《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同期的还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东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复观做人不够恕道，在胡适生前大肆攻讦，此时又为文大捧，“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两个月之内，如此转态度者，当推徐复观教授为第一”；居浩然在文章中也为胡适的“西化”运动辩护，他认为现在的“全盘西化”，应是专就以近代西洋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而言，说到底就是“全盘科学化和全盘工业化”，同时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甚至提出要与胡秋原公开比试一下英文的“读、说、写”能力，且开了个洋书单，要他“不妨认真将这些书读通，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其文字充满挑衅而不留余地；李敖则在文中嘲笑徐道邻的文化观念中无不渗透着“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想以万花筒的方式，来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堕，分明是在替“传统派做嫁衣裳”，又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一点也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逻辑观念也不正确，并建议胡秋原“应修好大一逻辑”，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完全是一种轻蔑的口吻；洪成完攻击胡秋原《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认为一个“渊博常识”的知识分子，除了先天因素外，还必须多读及格的书，多做硬功夫，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识，对于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狂加断说，他便没有资格谈现代化问题，胡秋原不过是一个“头脑不逻辑”、昧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而已，于是奉劝胡秋原“勿玩弄名词，也勿被名词玩弄”，“多动大脑多思考，少动小脑耍笔杆”；李彭龄针对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两篇文章而戏之，怀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过胡适，徐复观笔下的胡适之，毁也好，誉也罢，也就“无啥斤两了！”黄富三在驳斥徐复观时认为：“胡先生是说东方文明只有极少的精神价值，并不是说东方文明根本没有灵性。”他问道：“凡是人便有灵性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灵性吗？”至于妇女缠足问题，胡适不过是举出“包小脚”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徐对胡适的批评“只是向空中虚放一响而已”；孟戈则在文中大声呼吁“我们年轻的一代，要痛痛快快地接过这位大师交下来的历史接力棒……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再兜圈子什么都完了！”虽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编辑室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来稿只要是理性的，而不是肌肉冲动——例如谩骂，人身攻击，我们将尽可能的刊载”，可这一期的《文星》就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其中“四篇围攻胡秋原，三篇围攻徐复观。即使徐道邻的一封短信，也遭受无情的批判。作者们熟练地运用逻辑辩证技巧，毫不留情地把对方逼到墙角，再用教训的口吻数落对方，要他们回去多读点书再回来辩论”〔24〕。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他们迁怒于《文星》，实际上也是在责怪萧孟能。就在这时，胡秋原却突然翻脸了，再也不愿回到《文星》来了，而是转移阵地，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他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予以个别批评，甚至怀疑《文星》敢于有组织性地连篇刊文攻击自己，是有一股势力在迫害他。这让萧孟能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原则上，只要是言之有物，对知识分子是有意义的，不管它刻不刻薄，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我都让它发表。当时胡秋原对于李敖给他的反驳与攻击，恼羞成怒。对《文星》拂袖而去，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反驳与攻击的文章，不管有多长，我们还是照样刊登。过去他的长文，我们不但登，而且是一次登完。为了他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章，《文星》不惜增加页数，一期登完。我们对他的尊重，他是没有话说的。相信任何其他杂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5〕
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当时萧孟能对他确实抱有几分尊重。胡秋原在《文星》的最后一篇笔战文字《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见诸“追思胡适先生专号”，之后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萧孟能曾去信并要求见一面，均未得到答复。于是《文星》第五十七期的“编辑室报告”中出现这样一段话：“这次文化问题的讨论，《文星》仅供篇幅，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发表的机会，但没料到有人辩翻了脸，反而迁怒于《文星》，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这里“有人辩翻了脸”指的就是胡秋原。继胡秋原“出走”不久，郑学稼、徐复观等人也相继退出《文星》。胡、郑、徐三人本来跟《文星》编辑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一向私交甚笃，可由于此时“李敖的介入，台湾大学一批学有所专，而且自命能谈问题的青年朋友接着也涌入《文星》，于是《文星》的知识阵容，在年轻人狂热和激情的泛滥下，声势日渐浩大”〔26〕。而胡秋原、徐复观这些人自认为遭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文星》上的连番围攻，于是也不愿坐以待毙，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导致了双方由论战而谩骂，相互扣大帽子，乃至人身攻击，终至与《文星》而决绝……就中西文化问题而言，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则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前后的人物当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胡、郑、徐等人以年龄和早年在大陆文坛崛起的时代而言，无疑应属介乎第二三代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今在台湾他们与下一代的西化派青年知识分子对立，被当成传统派的“义和团余孽”而遭受声讨，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于这帮“胡适的鹦鹉”极为不满，觉得这些青年“太猖狂，太不知自量，太不识时务，太不知进退”，并说他们“还带着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
1962年5月5日，《政治评论》刊出叶青《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声称“‘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陈序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曾引发过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衷办法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后两派一个是“办不到”，另一个是“走不通”，因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时重刊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一文，李敖还写了“重刊后记”，“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27〕。这一姿态分明表示“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让步的决心。至此，文化论战进入了一个短兵相接阶段。
《文星》第五十五期（1962年5月1日）继续刊登讨论胡适思想及文化问题的文章，其中重刊胡适的《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就在这一期，有好心人开始对论战双方进行“调和”。东海大学教授梁容若在《如何奠定现代文化基础》一文中，希望台湾学术界的风气现代化，大家多向前看向大处着眼，称旧账是算不完的，一时也难有结论。以梁氏之见：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复观、李敖诸君悼念胡适的文章，其命意大体相同；居浩然当年教国文的种种高见，与徐复观所说的相去并不太远；李敖冷天常常穿长袍，文章又满篇成语，喜掉书袋，可见他还不能割断传统，完全西化；徐复观的儿女在国外学理工，足证他们一家也是追求现代化，热心科学，和胡适、李敖并无不同……“监察委员”黄宝实在《弭兵停战议》一文中认为，这场论战的美中不足之处，就在于“论少战热”，或“有战无论”，于是呼吁交战论者，各自忍辱一次，布施一次，弭兵停战，而转移智慧于文化之体认研究，“并从而宣扬之”……另有一篇法学家徐道邻夫人叶一凤的文章《谩骂不能推行西化》。她在文中指出：李敖接连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了两次病，所表现的热情和博览，值得佩服。即使他说话的礼貌差了点，但是看在他善良的动机上，可以不必计较他的态度。可是，蛮横无理的态度、谩骂决不是推行西化的好办法，依仗“年老”固然不可以，依仗“年少”同样也不可以……或许是受到这些好心人物以及善意文字的影响，《文星》第五十六期（1962年6月1日）终于停战一期，仅刊出包奕明的《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和东海大学教授张佛泉二十七年前写的《西化问题之批判》等文章。李敖写了一篇游戏文章——《妈妈·弟弟·电影》，在文中数落他亲爱的妈妈的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他的弟弟，第三生命是电影，是之谓“三命主义”。又借他的妈妈酷爱电影时那种“雅人深致的热情”，来讽刺那些食古不化而偷偷模仿西方新事物的老古董们。李敖在后记中将这篇文字谓之“小说”，因为“个中的事实不必信其有，也无须信其无，总之能猜到我讽刺什么就好”〔28〕。一笔吴稚晖体的文章，确实生动可读，连公共汽车站旁的三个女孩子都在吱吱喳喳谈论这篇“妙文”。然而，只安静了一个月，到了《文星》第五十七期（1962年7月1日），战火又卷土重来。居浩然在《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一文中，不仅冷嘲热讽地挖苦胡秋原既不懂自然科学，又要卖弄从通俗科学杂志那里贩来的知识，结果与义和团思想分子一样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弱点。接着，他笔锋忽然一偏，破口大骂在上一期撰文以充当“和事佬”的梁容若、黄宝实两先生，说前者是乡愿，称后者是活死人，因为这种人已无精神生命，自己倒要看看“这活死人受了我的恶骂有什么反应：若是不能忍辱，则自打嘴巴；假使忍辱布施，那是死定了，则以入土为安，今后免开尊口”。整篇文章极尽刻薄、无情之能事，一副豪门恶少的嘴脸（许逖语）。对两位好心的劝架人给予如此恶毒的攻讦，很难让人想象这位居正（孙中山的朋友，曾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作者注）之子竟然也是受过多年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据知情者透露，居浩然晚年在澳洲墨尔本大学教书时，也是骂人成性，侨胞形容他是一个“以得罪人而为乐”的人物）。在《郑学稼脑袋里的东西》一文中，孟戈则抖落出郑氏在讪讥胡适时所用的材料大量采自中国大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全面批判时的文献，包括1955年香港三联书局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卷里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论战一方采用如此方式施以口诛笔伐时，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当时留学海外的学者林毓生就认为《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