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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眸谁与功
作者：陈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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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的清政府就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木舟，虫蛀风摧，内忧外患，已不堪重负。这时，就连亲手扼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也意识到，老祖宗的法不变是不行了。1901年初，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逃往西安的这位慈禧太后下诏变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1〕。
1902年，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的修律上谕说：“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现行的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览，候旨颁行。”〔2〕正是这道上谕把当时担任刑部侍郎的沈家本推到了修律变法的前台。此后十年，沈家本以开放的眼光、必成的决心，诚心修律，全力引领中国法律走出残酷野蛮状态，步入文明时代，立不朽之功，名垂青史。正如民国时期的法学家杨鸿烈所说：“沈氏是深入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3〕所谓“冰人”就是媒介之人。
1840年，沈家本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诗书世家。稍懂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正是这一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序幕。大清帝国在外国列强枪炮的威逼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年迈和虚弱，家门洞开，任由外国侵略者抢掠凌辱。沈家本降生在这样的年代里，必然也将承受时代的重负。
沈家本从小喜好读书，勤于思考，多年都不曾懈怠。《清史稿》中记载，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4〕。据沈家本自己的《借书记》载，仅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短短的五年时间就读了三百八十四部书，范围遍及经史子集、神仙怪异，连《测量法义》、《几何原理》、《海录》、《新释地备考全书》等早期西方传教士及近期译作，都被他尽收眼底〔5〕。当时捻军、苗民、太平天国等起义风起云涌，战火纷飞，时局动乱。因父亲已先外放贵州做官，沈家本携母亲及弟妹颠沛流离，先离京入黔，后反复出入湘黔。如此动荡，沈家本尚能好学不倦，实属难得。
结束辗转湘黔的艰难之行后，沈家本在同治三年即1864年开始在刑部任职。同治四年，浙江补行因战乱而停的乡试，沈家本参加了这次乡试并一试中举。后多次参加会试，谁知造物弄人，屡屡受挫，到光绪九年即1883年才金榜提名。这时距离第一次参加会试已经过去了十八年，沈家本已是人到中年。感慨于韶华流逝却功业未成，沈家本写道：“饥来驱我复何之，乞米长安岁月驰”，“雪泥鸿爪讯从头，弹指光阴去不留”〔6〕。
考取进士后，沈家本“专心法律之学”，成绩斐然，十多年中撰写了《刺字集》、《压线编》、《律例杂说》、《刑法杂考》等大量法律著作〔7〕。对于刑部重要案件，重要奏稿，堂官都点名交由沈家本处理，可见当时他“以律鸣于时”并非虚言。但就是这样一位精通律例、才干俱佳的人才，入刑部近三十年（1864～1993），未得重用，多年仍是司员，恐怕沈家本自己当时也认为会以老司员致仕终老。
按照晚清官场惯例，像沈家本这样的六部司员，必须先通过京察，京察一等才能外放省道府当地方官，考察政绩后，再逐步升迁为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央的低级官员中选拔出佼佼者，出京历练，熟悉地方具体事务，增强才干，再委以重任，倒也还算不错的用人之道，但问题是选什么样的人出来。如果确是优秀人才，假以时日锻炼，自然容易培养出国家栋梁。但在清末，官场腐败、黑暗，官纪败坏，徇情枉法、徇私枉法成风，选出来的往往是钻营贿赂的无能之辈。在这种情况下，在刑部早已出类拔萃、声名在外的沈家本却始终不得脱颖而出就不是什么怪事了。相信此时的沈家本与感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李白皆都心有戚戚焉。
沈家本感觉自己“‘惯为他人作嫁衣’，做了那么多的嫁衣，穿上嫁衣的人早就‘出嫁’了，自己蜚声在外，却仍然身处司员，像拉磨老驴，围着身边的案牍转，‘前尘似漆渺难知’，委屈、悲凉之感流于言表”〔8〕。看得出年过半百的沈家本对前途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世事难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机遇来了，第十次京察，沈家本“意外”地被列为上等。在苦熬了三十年之后，沈家本终于得到了外放天津知府的机会。
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沈家本任天津知府共三年多的时间。在任上，沈家本“治尚宽大，奸民易之，聚众哄于市，即擒斩四人”〔9〕。由此可见，尽管沈家本“治尚宽大”，但对作奸犯科之人也决不姑息，三十年的刑部生涯让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地方事务，平息地方骚乱。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沈家本调任保定知府。就是在这期间，发生了北关教案，沈家本秉公处理，据理力争，惹恼了外国人，险些招来了杀身之祸。
沈家本就任保定知府的翌年，戊戌变法运动席卷全国。就在变法期间，慈禧太后准备发动政变，于是调西北董福祥甘军入卫京师。根据沈家本日记记载，甘军途经保定时，当时军中有两位哨管看到北关的法国教堂觉得挺希奇，想进去看看，却被教堂拒绝。他们恼羞成怒，便撒野打人，不想却被教堂的人给捆住。甘军营中兵丁知道后，纠众前往教堂，不仅毁物伤人，还将两名传教士及一工人拖入兵营中，并威胁要烧毁教堂。沈家本闻讯后立即与清苑知县一起前往现场处理，先将传教士劝回教堂，再登记教堂毁坏财物，协议支付教堂赔偿金三百两。一场风波原本就要平息，但当时的清政府慑于外国压力，闻知此事后，急派朝中大臣前往查办。外国教士见状，立时气焰嚣张，乘机百般勒索，竟提出赔偿金五万两及划清河道旧署归教堂的无理要求。查办大臣为急于表功，对无理要求竟完全应允，而清政府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还甚感满意。如此处理，沈家本也只有摇头叹息。后在清河道旧署划界时，外国教士得寸进尺，还想侵占道署后面的坟庙，沈家本根据《保定府志》据理力争，外国传教士见胡闹无望才无言而退。这就为沈家本在庚子年（1900年）的遇险埋下了祸根。
十九世纪末，清朝国力衰落，军队腐败，往日骁勇善战的八旗兵沦为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昔日的中华帝国已成为外国列强瓜分的对象，外国教会势力更是在中国大地上大肆扩张，导致各地教案不断。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沿袭过去农民起义秘密结社的办法，自发组织了义和团与教会势力作斗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并很快席卷全国，极大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在这种形势下，加上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满，清朝统治者于是决定借刀杀人，公开承认义和团为义和拳，并下令清军协助义和团攻打外国列强驻华使领馆。
1900年，英、法、俄等八国以此为借口，组织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侵略军攻陷北京不久，就顺利进入保定，立即逮捕了包括沈家本在内的数名清朝官员。而北关教案中对沈家本怀恨在心的外国传教士趁机诬陷沈家本私通义和团，几致沈家本于死地。后经对质，因查无实据才免于一死。尽管死后余生，沈家本仍被侵略军关押达四个月之久，身心备受煎熬，也对外国人的“治外法权”有了切肤之痛。后经李鸿章等人多方交涉，沈家本才在1900年底脱离囚笼，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