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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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最值得称道的文化建设是他早在建武五年“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时候，就筹建了规模空前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学校——太学。太学虽然自西周以来就有，但就是到了舍得花钱的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在太学“置博士五十人”而已，而东汉质帝年间，太学曾一度达到三万多人，比较起来，大小之悬殊简直不成比例。规模扩大了，性质上也随之产生变化，东汉的太学，已经不仅是豢养有限的几个学者名流的冷清衙门，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人才中心、学术中心、思想中心和在野的政治中心。为了营造一个有益于学习研究的环境，太学的校区在洛水的南面，与当时的洛阳城隔水相望。数万名知识精英集中在一起，一个个顾盼自雄野心勃勃，你叫他如何能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不仅引导和操纵舆论，而且“上街闹事”，甚至围堵宫门搞大型的示威活动，因此太学生在东汉的政治斗争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压力集团。这么多青年学生集中在一起参与政治活动，无疑又是一项世界历史上的创举，——当然，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太学生热衷于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员的集中形成了庞大的群体，另一方面是由东汉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决定。刘秀为了尽可能地集中皇权，架空了前汉以来作为政府首脑的“三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后改称太尉、司徒、司空），另设尚书台，总揽事权。虽然名义上委任亲信的三公“录尚书事”，但实际上是皇帝在直接指挥。皇帝直接管事，太监们自然忙碌起来，不仅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免不了会干政、议政甚至担任实职掌握权力，成为东汉时期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东汉的皇帝，除了刘秀活了六十二岁，后来的很少超过四十岁，死得越早，继位者年纪越小，政权便必然落在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手里。养在深宫的女人一般缺少政治才干，免不了要倚赖娘家人，这些外戚常常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宦官和外戚有时相勾结，有时相倾轧，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令士大夫出身的文官们极其反感。不过通常在宦官与外戚发生权力冲突的时候，官僚们还是支持外戚的居多。士大夫阶层垄断了文化，因而也控制和占据着通向官场的举荐和征辟之路，学术和政治两大因素使他们结成根深蒂固的门阀集团，但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专权，他们一般总处于声望影响和权利地位很不相称的处境，于是只有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尽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叫做“清议”。“议”来“议”去，当权者不能听之任之，动手镇压，便导致了影响很大的“党锢”事件。在士大夫官僚和宦官、外戚的斗争中，太学生是一支重要的基干队伍，制造舆论靠他们，围堵宫门、游行示威也靠他们。以上几种政治势力的斗争，虽然以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当时轰轰烈烈的场面，不仅在东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史上，都算得是一个亮点。
封建的权力斗争，主要靠的是权谋和实力，缺少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妥协精神，也不重视争取底层群众的力量，因此，斗争的结局往往是你死我活，没有什么“双赢”、“共存”之类说法，而且，斗争越激烈，老百姓受到的伤害越惨重。东汉朝廷就是一个例证，混乱的政局导致了吏治的腐败和军阀的坐大，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忍无可忍，黄巾军应运而生，经过这一场大动乱，东汉名存实亡，从此揭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军阀政治的序幕。虽然其间西晋实现过短暂的统一，但区区不过二十来年，290年，司马炎一死，国家就由混战而转入分裂，洛阳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陷入一场可怕的沉沦。
三
从东汉到西晋，洛阳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整体说来，由于动乱多于稳定，社会状况除了刘秀在位的那段还算差强人意，后来的两百年，只能用糟或很糟来概括。文化方面，尽管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出现了搜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但由于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而且把儒家学说拖进了神秘主义的道路。先秦的儒学，从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都表现了一种努力和神秘主义划清界限的倾向，自从出了个董仲舒，情况大改变，一方面他推动汉武帝制定罢黜百家的国策，扭转了战国后期以来儒术衰微的局面，使之逐步成为此后两千年文化思想的正统，另一方面，他往儒学里掺入了大量私货，对孔孟学说的原貌造成很大的歪曲和破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把“人事”和“天意”两者牵强地进行比附，为了论证的方便，他大量引入阴阳五行等先秦儒家所不齿的内容，使儒学神学化，最后导致了神秘主义的泛滥成灾——“谶纬之学”的流行便是最直接的后果。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大多附有图，故又称图谶。纬则是假借神意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的书，除了少量自然常识和历史传说之外，充满着宣传神灵怪异的胡说八道。谶纬这种东西，应该说是顺着“河图洛书”这类原始神秘主义源流而产生的现象，不过它的发展完全得力于统治者的积极鼓吹。王莽和刘秀登基的时候，都利用过谶纬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东汉时期，皇帝施政、用人，常常在诏书前面引用谶纬文字作由头，谶纬于是成为法定的经典，其地位超过了儒家经典。儒生们自然在学习谶纬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以达到追求利禄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东汉末年，国家动乱加剧，才有所改变——行政权威动摇了，依附于权力的胡说八道随之消沉下去，但直到隋朝才被禁止。
儒学的神学化，始作俑者是董仲舒，东汉时期谶纬的风行是它发展的极致。这种沾满妖气的儒学，应该说是河洛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的洛阳正是儒家的大本营，而它的被否定是隋唐以后的事了，于是，河洛文化的神秘主义色彩便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神学化的儒学何以没有朝宗教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呢﹖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华夏民族执著于现实的生存思考，缺少那种以“自我救赎”为目的的“彼岸情怀”。因此，先民的宗教观念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神崇拜的原始状态，这就造成了许多学者所说的“宗教资源”稀缺。就在同一时期，佛教传入了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当然是它的必争之地，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便建在这里。此后的几百年，佛教发展很快，到北魏末年时，仅洛阳一地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多所，全国僧尼竟达二三百万之众，但这并不说明对释迦的信仰如何普遍而深刻，相反，正如人们常说的，中国人从来是“吃教的多，信教的少”，大多数的僧尼都是衣食无着而投身寺庙的赤贫民众，为了谋求温饱甘愿充当高级僧侣的奴仆。一旦面临劫难（从魏太武帝的灭佛到“文革”的破“四旧”），或是作鸟兽散，或是遵命还俗娶妻生子，极少见以身殉教的例子。当然，也没有发生过像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一类的惨烈的流血事件。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儒家思想的宽容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恪守中庸平和之道这个优点，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贡献，它不仅平抑了各种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可能，而且对专制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代有些学者指责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误国，甚者更慨叹国人宗教信仰的缺失，其实，哪一种宗教能像儒家一样包容异端？儒家的历史表现可批判处甚多，但总体说来，在中国人的追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和影响基本是正面的。
东汉末年，王纲废衄，军阀残暴，儒家从荒诞中走向衰微，部分知识分子出于对这种形势的失望，又向黄、老学说中去寻找出路，糅合儒、道两家，倡导一种号称“玄学”的东西。名为“玄学”，是由于它主要围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进行研究和解释。因为出了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洛阳城里一时蔚为风气。玄学推崇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擅长作虚无玄远的“清谈”，附和者自然是纨绔子弟居多，对他们的精神面貌，鲁迅在关于魏晋文人的专题讲演中有过细致的描述。照说，这些人捣腾不出什么像样的玩意，然而，由于他们挑战汉代经学的主要指向，是着重探讨现象世界后面的所谓“本体”，这样，在客观上，他们把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玄学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不切合中国人经世致用的需要，只宜用来清谈而派不上实用，东晋以后就日渐衰微，转入山林走向佛门禅宗一路去了。玄学对儒学的反动，也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必然会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魏晋时期的文学，尤其可以说是登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平台，群星荟萃的局面，其成就确实只有用“光辉”二字来形容。洛阳集中了数以万计的文化精英，因而成为文学繁荣的一块沃土，“洛阳纸贵”的传说想必没有多少夸大的成分。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去了，尽管六朝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仍在持续发展之中，但和洛阳却没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