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
作者：雷池月
字体： 【大 中 小】
武则天和杨广是同一流人物，其阴险狠毒、骄奢淫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之所以选择洛阳为都，最初是因为她惨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心虚而精神失常，老看见两个浑身血污的女鬼在宫中出没，为此她从大明宫迁往蓬莱宫，但仍甩不掉女鬼的纠缠，直到搬到洛阳，才安静下来，从此她便“终身不归长安”。称帝以后，她大约也是有意识地摆脱李唐王朝的旧都，以树立大周的新朝气象。武则天在洛阳的建设只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修宫殿，一是造佛像。她的宫殿十分富丽堂皇，特别是举行朝会的明堂，规模之宏大更是前无古人（其间还被她的情人放火烧掉而重建一次）。所有的宫室建筑，今天已找不到任何遗迹，但她下令凿建的大批佛像许多还在，特别是龙门那座以武则天为原型的大佛像，至今还是激发不少人爱国主义豪情的重要符号。千百年来，对武氏早有定评，但到了二十世纪，有人出于宣传反封建或女权主义的需要，遮掩她的阴暗面，夸大她的政治业绩，文章、小说、电视、戏剧多不胜数，竭力树立一个伟大的女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对于青少年，这实在是极大的误导。性别的不平等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因此，女权的伸张也必须以相应的社会条件作前提，在封建的男性中心社会，尤其是在充满机心与权谋、杀戮与血腥的政治领域里，一个女人要达到和超过男人的地位，她必须比那些男人更狡黠、更阴险、更灭绝人性。
武周时期的洛阳，繁盛虽然达于极点，但文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武则天崇尚佛教，利用《大云经》作为自己改朝称帝的符谶，一再从政策上提高佛教的地位，这自然威胁到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她实行一种滥授官职而又常常将他们无辜诛杀的阴险政策，更使多数士人与她离心离德。她从不相信孔孟之徒会真心拥戴自己（即使对狄仁杰这位自己最倚重的大臣也起过疑心），因此下手又狠又重，决无怜惜之心；而儒生们的学问本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心里再害怕，再不满，官总还是要当，口里虽然念念有词地颂圣表忠，心头则各自有“小九九”，只是在等待风云际会（最后的逼宫一幕就是武氏屡加拔擢的副宰相张柬之一手主持）。儒家处于这种受排斥的状态，和东汉、魏、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还能期待他们在文化上有什么作为呢﹖
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阳。这是一个战乱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国（庄宗李存勖被人笑称为“洛州刺史”），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计艰难，洛阳经过唐末的混战，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然而，沉沦的末路中，常常会闪现意料之外的亮点，后唐庄宗和明宗（李嗣源），在历史上各有其不可忽略之处。这两个人都“出身夷狄”，而且同是拼杀一生骁勇过人的武夫，但做了皇帝，却一个以文雅见名，一个以宽仁闻世。李存勖政治上很糊涂，但酷爱文艺，对音乐和戏剧尤甚。他能作曲，自制过不少曲牌，填上词，传唱很广，最著名的像《如梦令》，“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之类已成经典名句，文学史上，他甚至可列入词的开拓性作者之列。但他最爱的是戏剧，爱看，也爱自己演。他的倡导和支持，对于戏剧（时称参军戏）从一种原始的演唱过渡为完整的艺术形式，作用至大。他养了一个大文工团，网络了各方面的表演人才，他对这些伶人的待遇之厚、宠信之深，真可谓空前绝后（“文革”期间的“样板团”虽然地位极其尊荣，但并未授予军政大权）。被宠信的伶人们有个别品质较好的，但大多数是龌龊小人，他们收受贿赂，谗害异己，策划阴谋，最后发动叛乱，力敌千人的李存勖终于在乱军中被杀——倒也有几分像艺术家“诗意的死亡”。明宗李嗣源身上则毫无艺术细胞，他甚至连字都不认得，宰相给他读奏章也常常听不明白，但他却是五代时期受到后人最高评价的君主。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绩，一开始“减罢官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皆归之有司”，这些都由于接受了庄宗的教训，不算大的德政。不过史称他“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兵革初息，年屡丰登，生民赖以休息”，这些在五代就颇为难得了。
李嗣源死后五年，后唐亡于后晋，石敬瑭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长在洛阳的赵匡胤，曾经有意把都城迁回这座留给他美好回忆的福地，但最终未能如愿。“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所有封建帝国的都城，它的兴衰荣辱取决于政治权力演变的作用。正如它的兴起并非出于商品交易对市场的自发要求，而只是适应当权者统治和享乐的需要，所以只要行政权力一旦转移，它所有的城市功能便随之迅速地退化。历史上洛阳的萎缩是典型的例证。封建国家“首善之区”的百姓，或多或少，沾皇帝的光，总要享受一点特殊的待遇，他们往往会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优越感，皇帝不在了，“首善之区”狗屁不是了，优越感便只能成为自嘲或他人嘲弄的话柄，这也是封建皇权制度下奴才意识常见的标本，直到今天，许多人头脑中还能发现它的变种。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的命运主要决定于它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城市的发展正在渐渐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按照经济规律，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实现自己的繁荣和进步。在这个大潮中，洛阳也迎来了崭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