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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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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4日，蔡锷已开赴四川前线，黄兴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对蔡锷评价很高。对于个人进退、权位，蔡锷从不萦怀，什么总理也好、都督也好，他其实都不放在心上。
1912年7月30日，黄远生在《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中报道，陆征祥组阁受阻后，有提宋教仁，有提黎元洪，“又议以蔡锷君为总理者，此亦旧年已有之文章也。此中内情，据一政客告我，谓实有莫大妙用在。盖蔡君系统一共和党人，而其所主张，又颇与共和党接近，提出蔡君，既足以联同盟及统一共和党为一气，又令共和党无从反对，而蔡君之在云南，种种方面人，多不愿意，而不能直言。故莫如用阳推阴倒之术以去之，而统一共和党暨一般迷信蔡君者，乃有拍掌欢笑以为适如我心焉”〔63〕。
如果说当时局势诡谲，有人提名蔡锷为内阁总理只是把他当作复杂政争中的一个棋子的话，那么梁启超推荐蔡锷组阁却是认真的（不过袁世凯没有同意）。1913年6月中旬，梁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64〕对此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65〕梁、蔡关系的密切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师生之间无话不谈，此时蔡锷没有必要惺惺作态〔66〕。蔡锷的兴趣和抱负不在做大官，不在享受荣华富贵，而在于军事教育，在于练兵抵御外敌入侵。
1913年下半年，就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夕，其同乡、时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提名他回故乡任都督，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但段祺瑞、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心中却不满。他们尽管没有公开反对，却只是坚决主张向湖南派兵。而蔡锷进京以后，袁氏却再也不提起此事，仿佛没有承诺过一般。不过蔡锷也从未对此表示不满。
“军人不党”论
自辛亥革命以来，蔡锷曾经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不少政见，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民国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蔡锷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早在1911年11月蔡锷就提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他不赞成联邦制，主张“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67〕。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致电孙中山等提出破除省界，破除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三点主张。１月２６日，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袁世凯称帝，他何以第一个起兵反对。
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政党是“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主义而进行者也”。所以他自己参与组织了共和统一党，主张务实、稳健，以国家为前提，“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先求国家的平等、自由，再求人民的平等、自由，先国权，后人权。2月29日，他还致电章太炎、张謇、熊希龄、黎元洪、谭延闿等，希望和他们联合组织一个稳健强固的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68〕。
袁世凯上台后，蔡锷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1912年6月28日，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各派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外结合政见相同的分子组织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自取消共和统一党。
蔡锷认为，我国省制幅员太广，应该缩小行政区域。他主张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尊重中国特别的历史、民情、习惯等，不要照搬外国的模式。深感军人任意干涉政治的危险，他对军人入党深为隐忧，首倡军人不入党论，且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宋教仁合并六党、组织国民党（共和统一党也在其中）时，他再次宣告脱党。此后他大力倡导军人不入党，并反对军人结社。他认为，政见不同如果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他读法国革命史时发现，从拿破仑到第三共和，宪法变化了十九次，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宪法之前先有了党。所以，他说，政党基于宪法，是“运用及维持宪法之物，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当然，他没能做到始终不介入党派，当梁启超邀请他为进步党名誉理事时，他没有拒绝）。
从1911年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用通电形式大量发表政见。1915年12月25日云南举义以后在他列名的檄文、通电、布告中也表达了一些政改意见，主要是要求铲除帝制、重建共和。如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建设名副其实的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使各省自由发展；发挥民权政治的精神，实行代议制度；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等（他当年是反对联邦制的，这一点不知是否是他所同意的）。
飘然引退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69〕5月26日，他在家书中也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70〕这是私人信件，可信性是最强的，显然是他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
6月2日，蔡锷致电贵州都督刘显世等：“惟弟久抱从事实业之志，大局略定，拟即投身矿业，不闻政事。而近月以来，所最感触者，吾国军事教育太觉缺乏，若与外竞，绝无幸理。将来能于军事教育界尺寸之地以自效，亦所甚愿，他则非所乐闻。”〔71〕
6月9日，袁死黎继，蔡锷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锷锋镝余生，无意问世，且夙疴未痊，亟待疗养。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72〕。
6月14日，蔡锷致电张敬尧，表示自己“素愿已偿，更有何求？终身为一太平百姓可耳”。同时说，如果林林种种的伟人志士都能致力于实业界，“毋令争名利于朝，则国强民富可操券也”〔73〕。
6月21日，蔡锷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74〕虽然第二天，他还是提出自己对时局的一系列看法：暂用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改设责任内阁；召集国会；军民分治；速开军事善后会议；惩办帝制祸首。但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
6月28日，蔡锷给梁启超电：“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75〕第二天的电文再次表示自己愿意引退，“对于政局意兴索然”〔76〕。
蔡锷如此渴望引退，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敝屣，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而且还有着功成不居的表率等意图。7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中称：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77〕。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陶钧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78〕
蔡锷之死使他的恩师梁启超悲痛至极。梁在上海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梁启超想起了蔡锷经常说的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他接着说，蔡锷举义云南，反对帝制，“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而且蔡锷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梁启超特别提到他们当年南下之前的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79〕蔡锷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这番话。哪怕到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只在这个世界活过三十四年的蔡锷这一阳光下的誓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