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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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蒋梦麟自渝、港返昆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5月中旬，梅贻琦“至联大办公处与郑毅生（即郑天挺，北大秘书长，时任联大总务长）谈二事：1．告以清华拟补五十万事，因恐昨日与蒋君略谈者或未明了。郑谓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再行计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2．告以余愿蒋君继任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如此似较好耳”。梅贻琦希望与蒋梦麟轮流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其寻求平衡息事宁人的用意十分明显。不过，北大方面的主要诉求在预算独立，补助款项似尚在其次。所以两天后蒋向梅通报了北大校务会议结果，梅与清华同人商定：对于北大方面“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则酌为办理耳”。对策方略既定，梅贻琦随即飞赴重庆，于5月19日见教育部长陈立夫，梅氏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谈话要点：
关于研究费问题，陈问是否与蒋（梦麟）已商妥数目等点。余谓初已商有办法，后北大方面仍主成立独立预算，蒋谓日内将有信与部长详陈。陈问：是指研究费抑或整个预算？余答：是指每校整个预算；大约北大同仁意见欲有独立预算，然后由各校预算拨提一部作联大经费，而以其余作各校自办事业费。陈摇首，谓：如此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以拯救沦陷区高校，维持战时高等教育，既有联合办学的实际考量，亦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涵义。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惟有西南联大苦撑三年之久，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硕果仅存的“教育合办事业”就此解体。除了主管大员明确表态外，相应措施也紧随其后。梅贻琦从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处获悉，教育部已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一经核定即通知学校。5月30日，梅氏“午前发致蒋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三
抗战期间教育界流行一个官方口号：“战时须作平时看”，意思是要像和平时期办各类教育一样，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以求长远之计。这显然是针对要将学校特别是大学转入“国防体制”的主张而提出的。虽然各高校都力求办学的“正规化”，但毕竟战争严重波及高等教育，西南联大也不例外。为了尽量收容沦陷区青年，大批程度参差不齐的“特别生”涌入学校；为配合抗战，不少学生尚未学成即投入战地服务；学校教师也往往随流转迁徙而不时流动，学校管理难度大大增加。为此，教育部明显强化了掌控力度，先后实施全国联考、统一和规范高校课程体系、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内有传统有风格的各高校对此均感极不适应，梅贻琦公开请求教育部“在奉行部令中给予我校以参酌旧例之余地”，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变通执行”政府部门的指令。更有甚者，政府当局在思想和组织上也加强了对高校的“统制”，其突出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等校，并硬性要求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均须加入国民党。此举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它意味着政党势力通过“正当的”政府行为深度介入高等教育领域，有可能形成某种“政教混合”机制，消解和扭曲大学本来的存在意义。
梅贻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国民党员的，时间应是1939年，不久即被擢升为“中委”，还兼任一些党团训练机构的虚衔职务。不过，当初蒋梦麟衔命组建西南联大直属党部，其气氛和程序都相当的非正规：仅仅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通报此事，大家无异议（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除外），随后即分送来党证了事，其活动并不多。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忆述：1943年陈雪屏将往重庆，蒋梦麟大概觉得联大党部应对时局有所建言，遂开会责成冯氏拟就一信稿，大意是说：“照国内的形势看，人心所向似乎不在国民党，要收拾人心，必须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清朝末年，清室不肯立宪，使国民党革命得以成功，可为殷鉴。”该信稿经讨论通过，带往重庆。几天之后，蒋介石回复一信“说他很注意联大区党部的意见，并且说现在形势虽然危急，但有像联大的这些党员，相信可以转危为安”云云。可见当年联大的所谓党部活动之一斑。当政者欲牢笼学界，学界人士亦力求影响当政者。有人观察到，梅贻琦虽然不期然而然地增加了新的政治身份，但其思想和人格仍保持着独立状态，此可谓见道之论。
作为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办学主张有着明显的美国教育的底色，崇尚自由研究。1941年9月，他在昆明举行的物理学会和新中国数学会联合年会上发言，提出“学术界可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及‘不切实用’的研究”的观点。整整四年后，他到重庆出席“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闭幕前，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召宴与会人员，“余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致答词，注重大学自由研究之重要，措辞颇好”。梅氏日记的简要记述，流露出他内心的欣赏倾向。1946年6月7日在南京，他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1．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2．（三民主义）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希望减少外来干扰，还大学以单纯和宁静。在离开昆明北返前夕，他参加滇籍参政员在兴文银行的宴会，“主人三位代表演词颇长，赵公望词中有对于学术界尊重有限度一语，不知其意何居？”梅氏的警觉不无理由，战后国内政治空气日益趋紧，复员北返后采取何种办学方针，至为重要。一日晚，他与傅斯年、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曾昭抡、吴晗等在潘光旦家聚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显然，这个有北大、清华教授中左右两种倾向人士均在场的聚会，引发了梅贻琦的深度思考，他记述道：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学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梅贻琦对政治相对淡然，但并非无主见。李济认为：“他很现实，不从事政治，但对政治认识很清楚。”他能够搁置个人所见，而从发展学术立意，主张兼容新旧左右，显示出教育家的胸怀和抱负，也因而与“五四”以来的人文传统真正相衔接。可是，蔡元培当年所包容之新旧，更多属于思想观念冲突，而如今梅贻琦欲包容之左右，则已演变为两大政治实体的生死对决，其可得乎？
事实上，西南联大同人在抗战后期对于时局的态度即已开始分化。1944年初夏的一次联大校务会议，“涉及时局问题颇有争论：有谓政府之不当应自由批评，庶有改革可望（张、周）；有谓目前空气不靖，且有倡国防政府之议者，吾辈言论宜多小心，勿为政客所利用（吴、梅）。实则并无衡突，只是激烈者与慎重者之别耳”。所谓激烈者应为张奚若、周炳琳，而所谓慎重者似为吴有训和梅本人。到了1945年10月底，梅贻琦对于此类“争论”的认识已更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