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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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一种悲观思绪袭上心来。
仅仅一个月后，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正在北平筹划复校工作的梅贻琦紧急赶回，处理善后。面对学生罢课的僵局，他于12月14日“约（闻）一多来谈一时许。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几经波折，学生终于复课。其间，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颇示焦躁”，先期返渝，留下梅氏独自支撑乱局。傅对梅“专听潘光旦等人的话”私下曾有所抱怨，教育部长朱家骅在1946年上半年几次会见梅贻琦时“开口便提清华数教授问题，嘱想办法”，“对于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外界也一直有某些教授将被解聘的流言，梅贻琦承受着巨大压力。他在《学生报》读到张奚若的一段谈话，认为“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他认为闻一多等人“开谩骂之端……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深感失望和不以为然。但是，在大关节处他仍尽力曲意护持这些本校教授。且看同年6月25日梅贻琦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对话，梅氏日记载述：
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
梅贻琦的肯于“善待”左派师生，并非为了迎合某党派，实乃出于一位大学校长守护学校的天然职责，仅此而已。
四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又在昆明滞留了整整一个学年，这个阶段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筹谋未来的扩展计划，隐忍和压抑了多年的发展欲求一朝释放，活力四射，几乎不可遏止。南开教授冯文潜、陈序经、孟广喆匆匆赶赴重庆与张伯苓校长商议“大南开”蓝图；北大和清华两校则为北返后接收“伪校”、增设医学院抑或农学院、复员迁移费的分割等事项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角逐。而同时昆明校内的教学工作又须如常运转，维持校务的责任依旧主要落在梅贻琦肩头。此时的维持工作殊为不易，一些教师已然归心似箭，无意勾留。1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教授会上，“先由余报告，后发言者八九人，多不赞成夏间开课者，其动机殊不同，说话亦多无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则了然也”。教师如此，学生方面也呈现自由散漫迹象，且学潮时隐时现。梅氏内心不免感到失落：“下午再整理花草，甚感兴趣，惜对于园艺无多研究，以后有暇当更致力。从事教育逾三十年，近来颇感失望。他日倘能如愿，吾其为老圃乎！”
然而，清华的复校事宜却丝毫不能怠慢。他从代表清华赴教育部交涉的沈履（茀斋）教授来信得知，“部中核定复员费有北大十三亿，清华十亿之说，使人不解，恐沈去已太晚，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矣。下午复沈一信”。4月下旬，他将清华的复员概算书呈送教育部，并函嘱沈履等人“请向部说明至少须给十五亿，否则实无办法”。当时联大最后商定发放给师生的迁移费数额为：教职员每大口二十五万，学生十五万（当时币值）。可见组织三校迁移乃颇为细致繁杂的工作。同时，梅贻琦也开始物色复员后清华大学新的高层管理人选，他先后与李辑祥、吴泽霖两位教授谈话，请二人分别担任秘书长和教务长。这大概即是教育部长朱家骅所谓的“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梅氏更注重未来师资的聘任，他特意致电邵循正，嘱其约请陈寅恪返校，又利用先后到南京出差的机会，两度专程到慈悲社俞大维宅舍访晤借居于此的陈寅恪，敦请其回清华任教。办大学，既需要大楼（设施），更须有大师。梅校长可谓身体力行，落到了实处。同年9月下旬，已返抵北平的梅贻琦“赴松公府，做录取之最后决定，清华取最多，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北大四百余，南开仅数十人，遂由二校再作录遗之收纳，其程度实将更低。清华处此境，未便多作主张矣”。三校分配联大的学生，清华可谓“盛况空前”，作为校长，其日记中的记述似也充溢着优越感。
西南联大校园内曾经流行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两句，形容梅校长公开演讲时喜用不确定的语气，不无调侃和揶揄之意。人们多以为梅贻琦寡言甚至略显“木讷”，其实不尽然。清华校友、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回忆：“凡是曾与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于发言，甚至与友好或知己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清华同人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朋友则认为，梅先生“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便敏锐地发现：“月涵（梅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有人将梅氏常用不确定词语的习惯归结为他处事严谨的特性，叶公超忆述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人。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至于那首打油诗，他的学生这样解释：“先生在西南建校之时，环境困难，心情凄苦，致发言时种种顾虑，形成言语上之变态，但绝不影响内容和言词的绩效。”据吴泽霖教授的说法：梅校长抗战前在北平时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作决定，以至性急的人误解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而西南联大时期，则一改往昔做派，常常果断裁决，不拖泥带水，工作效率甚高。回到北平后却又“故态复萌”。清华固有的“教授治校”体制与昆明时期的战时环境，可能是导致梅氏行事风格变化起伏的外在因由。
阅读梅贻琦日记，除了会议、校务的记载外，宴饮频率之高，令人印象颇深。有的时候无日不宴，一夕数宴，如果没有跑警报的记载，很难想到是在战时。这些宴饮大多是公务或私人之间的应酬，也有一些外事交往场景。由北方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大的实际主持人，无疑已成为“社会人”：军政大员过往昆明、与当地党政军商各界的联络交往、大学同人间的聚会、喜庆的婚宴、美国空军的联谊晚会、联大常委会的工作餐等等，均是宴饮的由头。梅校长的家人与普通教授的生活一般无二，梅太太在最困难时也曾摆地摊、自制糕点售卖。但透过梅贻琦必不可缺的应酬，却使人看到大后方社会生活的侧面实景。特别是军政官员及富商们的“紧吃”和奢靡，梅氏每于饭后也不免感到“内愧”。形成对比的是，1943年1月15日梅赴重庆英国大使馆便饭，大使陪同在座，“饭菜极简单，应系战时规式。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2月8日在昆明，“晚六时吴春晗令妹浦月与宋汝纪结婚，仍由余证婚，喜筵座客共六七十人，恐须费万元左右，实则可以省也”。战时避难边陲，困窘愁苦，更需满足口腹之欲，本属人情事理。然而，国人的宴饮铺排风习，虽战时亦不曾减弱，梅贻琦身陷其中，内心并不以为然。
战时昆明的生活毕竟艰难。1941年的1月和4月，梅氏记两次洗浴：下午“至太华浴室洗澡，盖又月余未曾入浴也”；“至爱群浴室洗澡，未入浴盆者已三月有余矣。”于此可见一斑。繁剧的校务之余，他也不时忙里偷闲读些英文小说和中国古籍，如“连日阅《徐霞客游记》滇游数节，深佩此公意志之坚，精力之足，观察之细，向往之余，愧弗能及也”。他虽是学工科出身，却能够与人文学者亲密交往。夜晚，他常带上一瓶酒，从西仓坡住所步行至靛花巷北大宿舍，与郑天挺、罗常培等人边饮边聊，尽兴而返。据郑天挺回忆：“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还谈过满族服装与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其实，梅贻琦对自然景物同样观察细腻：“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他喜欢饮酒，日记中时有醉酒记载，战时的苦闷和压力，莫非也要酒精来纾解和释放？他也喜好京剧，甚至收听沦陷区北平广播中的唱段。他还醉心于打太极拳，其日记载曰：“饭后要勉仲（查良钊）、茀斋打太极拳。吾酷爱勉仲打太极拳之姿势，盖其身体之雄伟与其意志之纯一，兼于此中表现也。”
闻一多被刺前后，梁漱溟滞留昆明。梅贻琦与联大同人邀其聚谈：“梁曾于月前往延安，谓系为与毛、朱等说明，将来渠将放弃实际政治活动而从事于理论之主张。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梅将梁的说辞记入日记，显示对未来局势的留意和关注。联想到前述梅向蒋介石的“故为此问”一节，可以想象，他内心是带着某种政治“悬疑”离别昆明返回北方去的……
（《梅贻琦日记》（1941-1946），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