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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三智者
作者：邱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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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这个层面上比较，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传达“智慧痛苦”的广度和深度，没有人能超过穆旦！
辛笛：生存的智慧
“九叶”老大哥辛笛，是个不为人知的智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智者。不过这是辛笛后来的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辛笛，是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诗人。特别是他的诗中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智性：既有中国的古典情调，又有西方文明的理性。很少有人能将这两种异质的中西文化因子水乳般的融合。如《挽歌》：
船横在河上
无人问起渡者
天上的灯火
河上的寥阔
风吹草绿
吹动着智慧的影子
智慧是用水写成的
声音自草中来
怀取你的名字
前程是“忘水”
相送且兼相娱
——看一支芦苇
前两句是唐诗“野渡无人舟中横”的翻新，接下来的有关“智慧”的诗句来自济慈，后面的“忘水”则是古希腊冥界“忘川”的典故。这些杂乱的艺术因子，在辛笛“挽歌”的构思中重新被镕铸成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诗人唱着“挽歌”，在“忘川”的河边，送死去的朋友远行。这首诗的语言清新如水，简洁的短句散发着古典的意味，但节奏却是新的。辛笛真正能做到化解古今、包容中外，表现出点石成金的艺术创造力。从中我们体悟到辛笛明晰清澈的诗性智慧。
名篇《航》更是令人赞叹。那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诗人通过一次海上航程，传达出对人生和生命的感悟。第一节是具象，第二节由具象向抽象过渡，第三节是抽象的概括，结尾两句绝妙的点化，又从抽象回到更高一层的具象。
帆起了
飘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明月照在当头
青色的蛇
弄着银色的明珠
船上的人语
风吹过来
水手问起了雨和星辰
从夜到日
我们航不出这圆圈
后一个圆
前一个圆
一个永恒
而无涯涘的圆圈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后人将结尾的两句诗，刻在他的墓碑上，是再恰当不过了，让我们再一次思索诗人对于生命与自然的彻悟。以上这两首诗，呈现出辛笛不断增长的现代智性。在辛笛这一辈的诗人中，不缺古典情调和传统文化修养，也不缺西方的新知识，最缺的就是现代智性。若从诗艺上讲，何其芳的《预言》也能做到古典现代化。但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何其芳，却是一个感性诗人，其诗歌缺少诗性智慧。也就是说，在《预言》中，看不到《航》和《挽歌》中那种明晰透彻的现代智性。如果说在辛笛的《珠贝篇》中还有浓厚的古典感伤，那么到了《异域篇》，就被一种现代的文化乡愁所代替。一种宏大的世界眼光，改写了古典的伤春悲秋的视界和情怀。若论诗歌中的现代智性，穆旦自然可以与辛笛比肩。但由于穆旦反对古典的诗意，他的智性过于西化而晦涩。在中西融合中，既能保持着民族的艺术特色，又具有西方的现代感，大概只有冯至的《十四行集》，可以与辛笛的《手掌集》相提并论。当然，后者还达不到《十四行集》哲思的深度和高度。
作为智者，辛笛不仅有“诗性智慧”，而且有“生存智慧”，这是穆旦们所没有的。而且随着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生存残酷性的加剧，辛笛“生存智慧”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诗性智慧”的提高。
当在美国留学的穆旦和郑敏怀着爱国的热情和浪漫的理想回归新中国时。辛笛却早早就预测到新中国的文艺界将是流血的角斗场。沈从文退出文坛隐入博物馆是被逼的。而辛笛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暗示和威胁下，竟能毅然决然地放下诗笔，彻底“告别”文艺界这个是非之地，选择到工业战线工作。那种洞察历史演变的锐眼和斩铁般的决断，是通达的文士所没有的，更不要说感情冲动的诗人。那该是一种历史老人的智慧吧﹖
一个著名的诗人，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成为现代“隐士”，而且是“大隐隐于市”——隐在十里红尘的上海滩。后来，新中国文艺界发生的无数腥风血雨，都应证了智者辛笛的先见之明。
辛笛这种前瞻性的“生存智慧”确属罕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九叶”诗人中，在当代的诗人中，为什么惟独辛笛有这样的“生存智慧”？
邵燕祥认为：辛笛是个爱国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不失是一个准确的观察和定位。如果说，穆旦是一个革命者（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一个信仰革命的粉红色诗人），是“信”，是走“救世”的道路；那么，作为爱国者的辛笛，则是“疑”，始终是冷眼“观世”，走的是“自救”的路子。这正如晚年的辛笛自言：在信仰上没有抓住什么，“假如我抓住也好，譬如信教，信一种主义，做个党员；但我抓不住，我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婉转深曲》）
辛笛的智慧令人想起英国人以怀疑精神为底子的那种冷静的理性。辛笛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后来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并在欧洲漫游，结识了一批西方现代派的名家。也许，是欧洲的文明和智慧给他以启迪，再加上他身上所积淀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他成为当代的“先知”。在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之中，像辛笛这样充满智慧的“大隐之士”可谓空谷足音。辛笛的“大隐”，与钱钟书有相似之处。俩人都毕业于清华外文系，也先后到英国留学，都有英国的经验主义的理性。但辛笛的才学不如钱钟书，而高傲逞才的钱钟书之所以成为“默存”，是半逼半悟的。钱钟书身上那种横扫一切的大智者的狂放从不曾消失，只是晚年深藏在《管锥篇》典雅古奥的文言里。他缺少辛笛那种能沉默到“失语”的隐者之风。
也就是说，辛笛既具有古代隐士的品格，又拥有西方智者洞察世事的智慧，并且能将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罕见的生存智慧。
当“九叶”的穆旦、唐湜、唐祈、曹辛之因追求理想追求诗而受难时，辛笛却凭借着他的“生存智慧”，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浪，“苟存性命于乱世”。然而，当我们读到中年穆旦那些精美的译诗和1976年的二十七首佳作时，对比辛笛的晚年作品又会深感遗憾。这个写过《手掌集》的杰作诗人，“大隐”之后，其创作成就都没有超过早年。虽然到了晚年，听他谈诗，仍然表现出名家的精辟和敏锐。也就是说，长期的“隐士“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诗才。辛笛始终顽强地保护着他心灵的诗意，只是没有留下大作。对此，晚年的辛笛也颇为后悔。因为他原本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流诗人。
总之，辛笛这种隐秘而深邃的“生存智慧”，虽然使他避免了穆旦们的悲剧命运，却很难转换成“诗性智慧”。换言之，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与担当苦难的“受难智慧”，不仅“不兼容”，而且是相互排斥。与五十九岁早逝的穆旦相比，辛笛一直活到九十二岁的高寿仙逝，有幸在新时期生活了二十七年。但辛笛的“诗性智慧”始终没有提高，写不出穆旦1976年完成的《秋》和《冬》那样的大作，没有在晚年形成第二个艺术高峰。
幸与不幸，得与失，就这样糅杂在一起。或者说，充满着悖论。其中潜藏的“智慧之谜”，令人无法猜透……
郑敏：哲学的智慧
郑敏在西南联大读的是哲学系。受过名师的指点，听过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汤用彤的魏晋玄学、郑昕的康德、冯文潜的西洋哲学史……打下坚实的哲学功底，使她受益终生。她还选修冯至的歌德、闻一多的楚辞、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但受影响最大的是冯至。她所师法的是冯至以哲学做诗歌的底蕴，以人文感情为经纬的路子。她晚年曾引用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来说明两者的姻缘。
对诗人郑敏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诗。但并不是所有读哲学的诗人都能从中获益。比如，何其芳虽然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哲学对他诗歌的影响很小。换言之，只有“诗人哲学家”，才能打通诗歌与哲学的隔膜，并在艺术的层面上将二者相融合。在我看来，冯至和郑敏都属于罕见的“诗人哲学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