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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三智者
作者：邱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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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从古到今就是一代又一代知识者的永恒追求。
然而，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是的，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人只能是一知半解。以人的有限性追求神的无限性，就构成了无法解决的悖论。但爱智慧的人不会停止他们的追求。由此就产生了“智慧的痛苦”。
智慧，是“九叶”的母题之一，也是“九叶”区别于其他诗派和诗群的特质之一。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很少像“九叶”诗人这样祈求智慧、富有智慧和表现智慧。不论是穆旦的“受难智慧”、辛笛的“生存智慧”，还是郑敏的“哲学智慧”，都是诗人对他们所处的严酷时代的一种积极应对，一种生存的策略，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经历、学识和思想的差异，他们的“智慧”也是各不相同的，由此构成了“九叶”色彩斑斓的智慧图。
穆旦：受难的智慧
自从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我只想园当中那个智慧的果子，
这是穆旦写于1940年《蛇的诱惑》中的诗句，那年他只有二十二岁。这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熟读《圣经》，并把它化为诗歌的要素之一。魔鬼撒旦化成一条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人，从此便被逐出伊甸园，在大地上漂泊和受难，等待着救赎。《圣经》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寓意深广。人因受了魔鬼的诱惑才获得智慧。但获得智慧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被上帝逐出乐园永远受难。从此，人与神便分离了。而人的智慧与神相比，用穆旦的话来说，“所窥到的只是一半的真理”，是“聪明的愚昧”。这也是人在世上受难的根源之一。
《圣经》的这种原型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智慧的诞生，因为不能抵抗诱惑（理想），而与苦难永远相伴随。作为诗人，穆旦以他天才的直觉，很早就洞察到智慧与诱惑（理想）、苦难“三位一体”的关系。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走出这个“三位一体”的怪圈，反而成为印证这种关系的有力论据。
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谓“理想和希望”，对穆旦而言，就是希望中华民族从苦难中挣扎出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中学生的穆旦，拿笔写诗，就传达出感时忧国的强烈情感，一种“救世”的英雄理想和情怀。正是这个“前理解”，才会使穆旦后来在西南联大所接受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对奥登等人的英国“粉红色诗群”情有独钟，而不单单是对现代主义的诗艺感兴趣。
穆旦的复杂性在于：他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艺，而且还接受了现代主义意识。但这种现代主义意识与浪漫主义理想，构成了他一生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
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
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
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候，作为西南联大青年助教的穆旦满怀着英雄气概，于1942年参加赴缅甸抗日的“中国远征军”。但在野人山的战役中，战争的残酷性和所看到的军队腐败现象，以及生死的体验，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他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和希望幻灭了。在严重的精神危机中，二十六岁的穆旦写了《活下去》，对理想和希望重新认识：旧的希望幻灭了，人又会产生新的希望，没有希望，人无法活下去。即便明知希望是虚幻的，也还是要相信。于是，又重新追求新的希望，同时又等待着幻灭的重临……读穆旦的《活下去》、《被围者》、《退伍》等，常常会让人想起鲁迅的诗剧《过客》。
1945年的抗战胜利，又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他受邀担任沈阳《新报》的总编。按理，“远征军”的经历和回国后陷入的生活困境，穆旦应该早已明白了世事的无望。一份报纸岂能“救世”？但是穆旦似乎又变成一个满怀理想的总编。他在报纸中宣传民主，揭露国民党东北政府的腐败，并积极参与苏中友协的活动，导致了1947年报纸被查封。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并再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危机，于是有了著名的长诗《隐现》。穆旦虽然是借基督教的话语来传达他渴望精神上的救赎，但他是祈盼在地上获救而不是在天国。
1949年，他到美国留学，又成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当时，很多留学生对中国的新政权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但穆旦对新中国满怀希望，并千方百计于1952年学成回国报效。然而，到了1958年，他参加“中国远征军”的英雄壮举，却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他“再受辱，痛苦，挣扎”。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1975年，他在给孙志鸣的信中还这样写道：“我至今仍旧认为，人是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
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引诱，始终是穆旦诗歌的主题：从《蛇的诱惑》到《妖女的歌》。为什么穆旦一生都没有失去“理想”？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摆脱“希望”的诱惑？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那他早该明白，既然生存的实质是荒诞、悖谬，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或者，像刘小枫所言：“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世界的虚无恰恰应该是被否定的对象。必须使虚无的世界充满意义，这就是诗存在的意义。”（《拯救与逍遥》）但是，穆旦既不相信上帝可以救世界，又不能站在云端上冷冷地俯视这个荒诞的世界。
不能忘怀民族的苦难，总想为民族的苦难寻找出路，终其一生不能放弃“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浪漫梦想和英雄情怀。同时，现代主义的意识，又使他对这种梦想的无法实现有着预感和彻悟。正是这种悖谬，造就了穆旦“受难的智慧”。
受难的智者，这是穆旦独特的形象！
“智慧”：从1940年的《智慧的来临》，到1976年的绝笔《智慧之歌》，一直是贯串穆旦诗歌的主题。从早年祈盼智慧来临，到后来悟到与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是“聪明的愚昧”，人的“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最后终于明白，智慧的获得竟要以一生的苦难作为代价。
穆旦虽然一生都没有失去理想，但他诗作的特质，不是像浪漫主义诗歌那样直接表达理想。也就是说，他总是把希望和幻灭相冲突所形成的无边痛苦真切地传达出来。读穆旦的诗作，最震撼人心的是他所展示出来的充满时代感的生存的悖谬、荒诞和梦魇。穆旦“受难的智慧”，并没有像辛笛的“生存智慧”那样为他提供“明哲保身”的谋略；虽然使他洞察生存的异化，但不能让他超脱出来，反而让他深陷其中饱受煎熬。不过，这种“受难的智慧”却能转换为“诗性的智慧”，变成一种现代诗的体验和想象方式。穆旦之所以能成为二十世纪的一流诗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智者的晚年常常是悟透一切而独享生命的最后安宁。而穆旦却远非如此。1976年他留下的27首“绝笔”，依然是深陷在生存痛苦的悖谬之中：为追求理想的天堂，但下了地狱；但若“告别”理想天堂，就只能永远沉沦于地狱，而不能获救！穆旦晚年的痛苦，常常让我想起陀斯妥也夫斯基。但陀氏还有俄罗斯的东正教聊以自慰，而穆旦，却只能在“受难的智慧”中走完他短暂的一生。
穆旦留给诗歌的“遗嘱”，是这首《智慧之歌》。它用浪漫伤感的句法来传达现代主义的悖谬和荒诞感。但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深义，却极为不易。令人心碎的是诗人对自己的无情嘲讽——因为终生的努力所收获得的竟是一种失败者的智慧：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诗人毕生所祈求的智慧，不仅不能给他带来欢乐和安宁，反而要以他生命的“苦汁”为营养，来换取智慧之树的长青。但正是这种浸透着苦汁的“受难智慧”，真实地传达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因不能摆脱“理想主义”的诱惑，而经历的漫长苦难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