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大淖风荷
作者：张志东
字体： 【大 中 小】
三
中国的音乐舞蹈离开了歌妓的传承与发展，就无所谓历史和今天。
考证娼妓的起源，不难看出她是源自音乐。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中国古代的“乐”包括音乐、舞蹈和诗歌三个方面。音乐是人类灵魂深处发出的谐音?熏它与最美妙的肢体语言舞蹈如影随形。郑樵《通志·乐略》说：“舞与歌相应，歌主声，舞主行。”
先秦时代的巫娼是以歌舞为主要形式同神打交道的人。“巫”这个象形文字就是表示人扬起两只衣袖在跳舞。巫娼是那个时代的职业歌手和舞蹈家。
中国古代的歌舞，在汉代和唐代形成了两座艺术发展的高峰。汉代的宫廷乐舞吸纳了异域和民间俗乐的精华，让楚声楚舞成为时代风尚。汉武帝喜爱歌舞，李延年有一次给他唱歌跳舞时，故意卖关子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为歌中的佳人怦然心动，即产生一睹芳容的欲望。结果能歌善舞的李夫人很快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她就是李延年的妹妹。这首赞颂李夫人的歌曲也因此传唱了两千年。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在仕途失意居家赋闲时，每遇酒酣兴致，不仅自己敲瓦缶唱秦声，让妻子弹瑟，还令家妓唱歌跳舞。唐代是歌舞艺术最繁荣的时代。唐玄宗设立教坊、梨园和宜春院等乐舞机构，并亲自教习，使音乐舞蹈从神殿走下来，变成娱乐性更强的一门艺术，诞生了像《霓裳羽衣》、《破阵子》等一批经典歌舞。唐代的歌与舞是分离的，“歌者不舞，舞者不歌”，是魏晋隋唐时歌舞演出的定规。诗人白居易有两个尤物樊素和小蛮，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白居易曾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诗句称赞她们的艺术天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是个音乐迷，亲自将《玉树后庭花》进行修改，并重新谱曲，因为原词中有“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之句，他觉得这话不吉利。但是陈后主还是在这乐舞声中，做了隋朝的阶下囚。两百多年后，唐诗人杜牧乘船游秦淮河。夜已深了，他泊船近岸，忽然有歌女凄婉的歌声传来，他一下子就听出是陈后主作的《玉树后庭花》。杜牧感慨万端，写下了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指责的哪里是可怜的歌女？分明是那些精神萎靡的达官贵人们。
不可想像，如果没有这无数的歌舞妓的传播与创造，中国古典音乐舞蹈《高山流水》、《阳关三叠》、《春江花月夜》、《落雁平沙》、《苏武牧羊》、《柘枝舞》等一大批经典之作，是否还流传至今？中国的编钟、古筝、琵琶等古代乐器，宫商谱、律吕谱、古琴文字谱等古典曲谱，敦煌壁画、楚舞胡风，是否还能重放异彩？
翻开厚重的历史，中国数千年的文学精华，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杰出代表的唐诗、宋词、元曲，更是与千千万万歌妓密不可分。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没有了她们，这些无与伦比的人类精神财富就不会如此博大精深、辉煌灿烂。
在中国古代，歌妓们为了生存活命，也为了展示自身的价值，她们将才艺与美丽奉献给士大夫阶层。而许许多多的文人雅士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又缺乏文字以外的传媒，这就客观地搭建了一种近似市场化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文人与歌妓们既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又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唐代人才进身大都来自科举，特别是看重进士。为官的即使做了宰相，若不是进士出身，也是一件遗憾事。进士及第，必携妓游宴，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新科进士与歌妓边饮酒边唱诗，成为令人艳羡的时刻，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
不仅文人，就连武士也把携妓歌诗当作时尚。武将路岩镇成都时，将为官之事委托手下人干，自己每天携带十余名乐妓饮酒唱诗。薛涛是一名色艺超群的歌妓，韦皋镇守成都时对她百般宠爱，曾想上奏朝廷，封她为校书郎。军营中都以校书称呼薛涛。故诗人王建赠薛涛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到蜀地，耳闻有名妓薛涛却难得见面。路岩私下知道后派薛涛前往，以巴结上司。等到元稹进了翰林，薛涛隐居在浣花溪，薛便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给元稹，元稹寄诗与薛涛：“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李白的《对酒》：“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都是写娼妓之乐。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地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享誉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盏，浇心中之块垒，将娼妓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艺术的巅峰。
官妓制度至唐完备；声妓冶游之风，当数唐代最盛；娼妓能诗者，也以唐人为最多。清康熙朝编《全唐诗》中所载的诗人，就有薛涛、关盼盼、刘采春等二十余人。薛涛《谒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小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其格律和意境，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由于唐代娼妓能写诗、颂诗、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们可谓功不可没。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王灼《碧鸡漫志》对唐代歌妓以文人诗歌谱入乐曲有过详细描述：白居易做杭州太守，元缜赠诗说：“休谴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白居易也戏诸歌妓说：“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唐代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到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也招歌妓聚宴。他们三人私下约定，以歌妓唱诗定诗名的高下。结果，一歌妓唱王昌龄的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歌妓唱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一歌妓唱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由此可知，当时的歌妓们将名士的诗歌作唱词已成为风气。
但是，歌妓们也体会到，拿格律整齐、字数一定的律绝句做歌词，很难与变化错综的乐调相配合。为了好唱好听，她们就应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作为歌谱，或在字的中间加“和声”，或在句子里面插入“泛声”，无形中诗已经变成了长短句了。方成培《香研居词尘》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被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到了晚唐，词已经趋于成熟。当时的中心人物如温庭筠，《旧唐书》说他“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宋代是词发展的巅峰时期。宋初的社会安定和城市繁荣、南宋的苟且偷安，都为一些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这一时期，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发爱情和描写色情成了词的专业。这一方面是继承了唐和五代词的遗风；另一方面，士大夫阶级认为诗歌和散文是正统文体，是阳春白雪，而词则是非正统文体，属下里巴人，近于民间文学。再者，词的体裁较活，更便于文人雅士们吟风弄月，便于妓女和情人低吟浅唱。这样，两宋的大词人几乎无人不与歌妓舞女有密切的关系。宋词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众多的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柳永。柳永少年时在京城过的是散漫自由的生活。年轻时科举屡试不第，直到晚年才中进士，以后做过一些小官。在北宋词人中，他是官位最小的一个，但他却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词的创作上。可以说，柳永是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一首《鹤冲天》就是他一生生活的写照：“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官场上，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深知同功名富贵无缘。因此，他把全部的天才和精力用在创作新词上，在女人堆里寻找慰藉。就这样，柳永的一生在秦楼楚馆中度过，与妓女们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他的词调几乎千篇一律，是“羁旅悲怨之辞，闺帏淫媟之语”；他的词多半是在“浅斟低唱”中写成的；他的情感大多发于“偎红依翠”；他的创作素材基本上来源于“烟花巷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