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一种身体社会学
作者：章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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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时候，便溺不是表达自下而上的抗议，而是凸显自上而下的威风。刘邦逼视知识分子，“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中国现代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便溺，也同样撒得气势熏灼。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刻意表现“我爷爷”抖威风式地对着酒篓撒尿，因为这一原始的示威，既是用没遮拦的阳物重申对“我奶奶”的占有权，还是对各位男性伙计强调自己生物性的优势。而后来罗汉大爷偶然发现“我爷爷”的小便使高粱酒更醇美，则更使得便溺的威风得以戏剧性升华。
文学史上威武壮观的小便还真不少，例如，《巨人传》中庞大固埃以尿为武器，水淹七军，使得“周围十法里以内也发起了一场特大的洪水”；而《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小人国）皇宫火灾之时，一泡尿就灭了火。这里，撒尿成了凸现“大小”不平等的夸诞象征。
羞耻心的历史
吴稚晖推崇的“拉野屎”的那份自由，原始人类自然是个个拥有的。然而，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份自由逐渐丧失了，这首先是因为“卫生”的要求，其次是这种要求内化为人类的“羞耻心”，由内而外规训了人的行为。
在“固定地点排泄”显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厕所最早当出现在大量人群聚居和集中行动之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发布的第一条禁令就是“掩埋好你们的排泄物”；中国最早的公共厕所当在军营或城池中，《墨子》一书中，《备城门》、《旗帜》、《号令》等篇详细记载了城市防御工程中对厕所建筑的要求，如“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而且还有厕所管理制度，如：“之厕者不得操”（上厕所的人禁止挟带器具）；“请有罪过而可无断者，令杼厕利之”（如果有犯罪而可以不判刑的，就命令他们清扫厕所）等。
文明进步的一个“函数”是城市化，事实上城市化有两个重要社会后果：一是集聚了知识分子，二则是聚积了粪便（这样并列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列宁曾经对高尔基有句很不客气的名言：知识分子不是劳动人民的大脑，而是人民的粪便）。首先，城市化把聪明人、知识分子聚到一起，使他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冷纳曾经计算，全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达到城市化时就突破了一个临界点，智识就开始扩充；其次，城市化还聚积了粪便，显然这里也有一个临界点，当全社会人口的一定比例聚居在一起的时候，人类就不得不来一个卫生革命。我们知道，像中世纪的巴黎，人们是当街倾倒隔夜粪便的，但是工业革命后城市的迅速扩张，自然使得人们无法继续保持这一习惯了。
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对人类身体的控制，其一就是“便溺自由”的逐步丧失，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羞耻心”的规训。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记载，在中世纪的欧洲，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小便并不特意避人。1530年，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在《男孩的礼貌教育》中写道：“在别人正在大小便时向他打招呼是不礼貌的。”“在隐蔽的地方解手是合乎规矩的。”
那么，“羞耻心”首先在哪里萌芽呢？埃利亚斯称，羞耻感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折射着社会等级。在一些人面前人们会感到羞耻，在另一些人面前则不会。《汉书·汲黠传》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此处“踞厕”的厕是否厕所的意思，有异说。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8页）。习惯在“便厕椅上会客”的贵人在西方也很常见，最闻名的莫过法王路易十四。这样的接见，不合我们上文所引戴高乐的领导秘诀，但却象征了自高临下的权威。
而“在隐蔽的地方大小便”这一“文明礼貌”的规范形成，也与社会等级有关。埃利亚斯称，社会等级高的人会要求社会等级低的人抑止其本能。“避人方便”的规范较早出现在“宫廷规矩”中，如1570年《韦尔尼格罗德的宫廷规矩》：“不能像那些从未到过宫廷、从未接触过有德行、有教养人士的农民那样，粗野地、毫不害臊、全无羞耻地当着妇人之面，或在门窗洞开的宫廷居室和其他房间内解手，而应该时时处处在言行中体现出有理智、有教养和令人尊敬的风度。”还有1589年《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每一个人，无论是谁，白天黑夜、餐前餐后或就餐期间，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而应该到合适的、规定的地点去方便。”这类规范最早出现在宫廷之中，它是包含等级意味的。宫廷是一个贵贱杂处的场所，其中上流阶层要规范下层仆人们的行为。所以，如厕文明规范的形成与社会等级是密切相关的。而其得以出宫门而广泛传播，自然也与精英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有关。
厕所与黄金
造成人间不平等的，一是权，一是财。上文讲了如厕与官位，这里接着再讲讲厕所与黄金。把粪便与黄金比类，倒不仅仅因为颜色，更是因为两者之一极端贵重，另一个则极端微末，于是，没有比拿黄金来装饰厕所更能夸耀财富的事了，而另一方面，也没有比以厕所来隐喻黄金更能贱视财富的办法了。
黄金与粪土的并举当然不是逻辑而只是比喻。逻辑学家金岳霖最初的专业是政治学（他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对逻辑最初发生兴趣，据说是因为发现以下两句话不能同时成立：一是“金钱如粪土”，二是“朋友值千金”，因为这可以推导出“朋友如粪土”。逻辑学者的思路真是中规中矩，而“说梦者”弗洛伊德的思维却是跳跃式的，《梦的解析》中举过一个梦：一位因为肠胃疾患受治疗的妇人梦见一个人在一间看来像是乡村户外厕所的小木屋附近埋藏着宝藏，梦的第二部分则显示她正在抹净她那刚拉完大便的小女孩的臀部。弗洛伊德认为这证实了社会人类学常提到的金子和粪便之间的关联。
据说古罗马，一种财富象征是拥有便壶的数量和质量。讽刺诗人马蒂亚尔有一天早晨去看他富有的庇护者之一时这样抱怨道：“巴索斯，他蹲在一只金制便壶上接见了我。这个蠢人，他花在腾空大肠上的钱，远远多于让我一年吃饱肚子的钱。”英皇詹姆士二世拥有镶金的坐厕，以显身份不凡。而托马斯·莫尔描绘的乌托邦人，为了叫人贱视黄金，把金子做成尿壶。这个想法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之一，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写道：“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有趣的是，这后来倒是在中国香港实现了。2001年，香港商人林世荣耗费巨资建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厕所。厕所以古罗马风格设计，墙身及配套设施全部镶有纯金和珍珠宝石，整项工程共镶了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两黄金、六千二百枚宝石及珍珠。这座金厕所更拥有“世界最豪华洗手间”及“世界最昂贵坐厕”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精明的资本家把该项创意归之于列宁。所以该厕所外面煞有介事地放了套《列宁全集》， 并将前述那段列宁语录全段引出，显眼地挂到墙上。列宁本意是叫人贱视黄金，而这个金厕所是盖在一家黄金商店里的，它成功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也给商人带来滚滚财源。
一个社会要实现平等，最根本是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与英国外相、工人活动家恩内斯特贝文在厕所中相遇，据斯大林的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回忆，恩内斯特贝文开过这样一个玩笑，道出了劳动人民不能平等地享有黄金之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厕所是唯一的地方，只有这里劳动人民可以双手掌握到生产资料。
“站着撒尿和蹲着撒尿”的社会后果
社会的平等问题，除了阶级统治，还有男权统治，而这亦可溯源至厕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