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另类人生(四)
作者:魏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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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者文人间的相互吹捧或自我吹捧,闹则闹矣,笑则笑矣,总之皆可一笑付东流。政坛的吹捧就非同小可了,而且是一边倒的上颂。上半身(即正面)的颂词比比皆是,就不说了;这里说说下半身(即背面)的颂词。有这么一个笑话,说古代有个知识分子死了,他晋见冥王的时候,冥王突然放了一个屁,这个知识分子旋即拱揖献词:“伏维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麝兰之气。”冥王大喜,赐以御宴。另一则是这样的:在视察的路上,有个太监兜着衣襟急忙来到皇上坐骑前,皇上问:“何事?”太监慌忙伏在地上说:“刚才听得皇上放一圣屁,如我不兜来,被平民百姓捧去,岂不有欺君之罪!”人们常说,“领导放个屁都是香的”,指的就是这层意思。颂王者大仁大政大德尚可理解,竟然还有颂王者之大屁的。正是:
金口独有玉言出,
金臀须配圣屁放。
一朝浪得国之尊,
句句精屁人人学。
韩羽与黄永玉
在漫画家中,有两位是我最喜欢的,一是韩羽先生,二是黄永玉先生。两位画家共同“与”在我的笔下,也是源于他们的漫画。
有一天,孩子从书架上折腾出一本旧《随笔》,其封底有韩羽先生的一幅漫画,名曰《叱咤风云》。在韩羽的漫画中,这是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钟爱的一幅。喜读漫画的人大都知道,韩羽的漫画在笔法上状如童画。张中行先生曾对韩羽说过:“人家都说你的画像小学生画的。”韩羽说:“你也让他画一张来看看。”插这段对话,意在说,韩羽的画拥有广泛的读者面,是否都能读出作者原意,那倒在其次。关键是,谁都能读,又各解其意,比什么都好。这又像胡适先生针对《红楼梦》所说的那样,年轻时读,是一个意思;中年时读,又是一个意思;到了老年再来读,更是新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头继续说韩羽。就在孩子把玩《叱咤风云》这幅漫画的时候,我问他:“这画的是什么呀?”孩子脱口而出:“天使。”因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便进一步引导:“你再看看。”孩子补充道:“提着刀的天使。”居然还是天使,而且提了刀!然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天使呢?以我肤浅的理解,画中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类似关羽,但见他笨拙地岔开两脚(一只还是“内八字”),其似有非有的小手里,提一把长柄大刀。画中人配以蓝脸红胡子,背上插两面得胜旗,整个一(京)剧中人。问题就出在那两面得胜旗上了,它简直就像放大了的知了(蝉)翅膀,毫无质感。就整体而言,这幅画给人的观感是飘、淡、浮,恰与“叱咤风云”对立。难怪这位叱咤风云的漫画人物,给孩子的第一印象是天使,而不是叱咤风云的什么非凡人物。
恰好,黄永玉先生画过一幅和天使有关的漫画:一位生着翅膀的天使(外形是大腹便便、一脸蛮横的老男人相),手持一把匕首,恶狠狠地拖着一个人(此人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走。从这位天使的嘴里,我们得以知道要去的地方。那天使说:“我带你们去一个人间天堂,不去的杀头!”你看,韩羽与黄永玉大相径庭的两幅漫画,竟在不经意间,被我(准确地说,还有我的孩子)“捏合”出了“共性”来,即漫画中的两位天使,都是持刀天使。
其实,早在1998年,我就对韩羽的《叱咤风云》有些感想,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想的时候挺好,一下笔就不成文了。因孩子从这幅漫画里帮我读出了新意,再加上黄永玉的“天使说”,似乎再下笔说这幅漫画,也就不难了。我的理解一直未变:《叱咤风云》乃一幽默讽刺漫画。初读的时候,是哈哈一笑;现在重读,仍是哈哈一笑。你想呀,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到漫画家笔下,成了高空中隐约可见的一只风筝,能不让人为其幽默的笔调一笑吗?掩卷而思,这幅漫画不光使人发笑,它还有两层深意:第一,再怎么叱咤风云的人物,传说中的总比现实中的高大,其身影越高大就越模糊,则声誉就越响亮;第二,再怎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只要他还承认自己是人,那么他也就不过如漫画中所画的那样,决不比普通人的生命分量重到哪里去,故而别把他看那么高那么重。方成先生有漫画一幅,表达的也是这么一个寓意:两个人仰头看一尊雕像,一个说:“高山仰止。”一个说:“不过一堆石头。”
进而想,令人“高山仰止”的东西,仅仅是一堆石头还好,倘是提着刀的活物,那就太可怕了。因为提刀天使奴役起人来,你连个“不”字都说不出口。
韦君宜与沈从文
韦君宜去世的时候,“留给”生者一个难题,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上层)所一向在意的盖棺定论问题。具体说来,大致如邢小群女士所述:
1月27日晚,杨团来电话说:“我母亲去世了。”消息很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我明天去看你!”她说:“你来吧,有些文字上的事想和你商量。”杨团是韦君宜的女儿。我因为和孙珉编辑过《回应韦君宜》,同她有密切来往。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杨团,说这就动身去她家。她说,先传来两篇东西,让我帮她斟酌一下:一篇是《讣告》,一篇是《韦君宜生平》。两篇的开头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于2002年1月26日12时3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辞世。”
我将《讣告》开头一句改成“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杨团看了我改过的地方,说:“完全同意。”并立即给出版社传真过去。那边很快来电话,不同意改掉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并删去“人民的好女儿”。杨团在电话中一直和他们讨论,说到如果母亲在世,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最后,“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都去掉了。(《湘声报》2002年7月19日)
我以为,去掉“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这样的“硬性”结论,不仅无损于韦君宜,相反倒使其与读者的距离更近了。然生活在传统意识里的人们,往往又特别在乎那些“硬性”的定论,以为谁谁一旦“优秀化、人民化”就身价百倍了,其实不然。以作家为例,读者看重的是作家的作品和人品。再“硬”的结论,没有作品,读者也不会买账;有广为读者喜欢的作品和上乘的人品,没有“硬性”的结论,照样在读者中立得住。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去世的时候,新华社仅发《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一简讯,虽无任何“硬性”结论,但其民间基础,是许多挂满高贵头衔的作家所无法比拟的。沈从文来自民间,又还原于民间,这在他的丧事上表现得十分得体——
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不收花圈,只有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此句使人心生感动——引者注)。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写这段文字的汪曾祺先生,在他去世的时候,也完全仿照了其恩师的丧事,简洁、优雅、人性。唯其如此,这对师生才久远地活在读者心中。臧克家的名诗,“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大意),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杨澜与林希
有一年的春夏之交,林希和另外九个当下最活跃的作家一起,到北京王府井书店参加签名售书活动。巧的是,那天,十位作家在一楼签名售书,杨澜则在六楼举行《谈话录》一书的首发式。首发式类似于签名售书,但规格又在签名售书之上。两个活动一起展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戏剧性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