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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与梭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王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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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阅读记忆中，爱默生对梭罗爱才如子，常常不等那位刚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开口，便忍不住将扶持的手搭了过去。梭罗大学毕业，成绩本为平平，但爱默生认为此后生才华横溢，便写了信给哈佛的总裁（校长）昆西，隆重推荐。昆西自然相信爱默生，梭罗也便有了二十五美元的奖学金（那时年薪五十美元为正常收入，梭罗在瓦尔登湖造屋全部的费用为：二十八点一二五美元，他在瓦尔登湖一年种植玉米、土豆和萝卜等总收入为二十三点四四美元）。大学毕业后的梭罗求职未果，便自办一所小型的私立小学，爱默生赶去看看，说不行，便说服梭罗的母校康科德学院接管了那所刚创办的小学，梭罗与他的哥哥约翰同时进入学院任教。《日晷》是超验主义者的刊物，一段时间为爱默生的女友玛格丽特·富勒主编，梭罗一再投稿，虽然富勒也认识梭罗，但她认为梭罗的诗写得不好，不予发表，爱默生又接过来看看，经他的手一改一删，便顺利地通过了。这还不算，爱默生还亲自操刀配上一段按语：“我的亨利·梭罗将成为这个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并且总有一天会成为所有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在爱默生的关照下，梭罗在总共十六期的《日晷》上发表了诗歌、随笔与译文达三十一篇之多。到了1843年，梭罗失恋，继而又失去哥哥，痛不欲生，爱默生为了让他摆脱抑郁的心情，介绍他到居住在曼哈顿的哥哥威廉·爱默生家当家庭教师，并引荐其进入纽约的文学圈，可是梭罗对纽约没有好感，“这地方比我想像的还糟一千倍”，只在那儿呆了半年多一点，便悄然打道回府。爱默生见之，没有半句责备，反而为其开脱，说“这种叛逆精神，多像他的兄弟”。至于爱默生在1841年至1843年、1847年至1848年先后两次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在前往欧洲游学期间，将家园与家人都托付与他；至于作为超验主义领袖在思想与观念上对梭罗的灌输与影响，包括允许使用瓦尔登湖的土地等等，那就自不必说了。
同时代有个叫阿尔比的人，对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情景，作过如是的描述：
他与爱默生在一起很自在，整个下午和傍晚他都在那儿。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火炉边。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爱默生不断听从梭罗的意见，似乎期待着梭罗的观点，总是准备对他否定性的、尖刻的批评抱以微微的一笑，特别是关于教育和教育制度方面。爱默生总是为哈佛辩护，说自己十四岁就进那里学习了。这引起梭罗的愤怒，他认为哈佛的教程没有任何益处。而爱默生似乎有意说这些去挑起梭罗的怒火，并以此为乐。提到剑桥的课程时，爱默生随口说，那里讲授几乎所有的学科和分支。梭罗抓住一点机会反驳：“对！的确是这样，所有的分支，没有一点跟学科有关。”对此，爱默生抱以由衷的大笑。晚上，梭罗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孩子们身上，一直在篝火上烤玉米。
如此这般的关系，何止是父子和兄弟，简直还是精神的导师与生活的教练。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爱默生只是一味地从长者的角度、导师的角度、教练的角度来关怀着扶持着信任着期望着梭罗，但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梭罗是不是需要这一切！尤其是爱默生忘记自己对梭罗最为欣赏的叛逆精神，而且是一个孤独的叛逆者，叛逆社会、叛逆当局、叛逆世俗、叛逆世人，难道就不叛逆你爱默生？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恩在分析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时，说：“无论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按理智行事，梭罗对爱默生的态度都近似于这样一种感觉：不咬喂食的那只手——即使咬也至少不那么明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梭罗与爱默生并未发生“正面交锋”。诚如上述那段具体的描述所显示，梭罗对爱默生的叛逆是以忍让的方式出现，还包括沉默的方式，爱默生忽视或忽略了梭罗的忍让与沉默，或将梭罗的忍让与沉默视为接受的信息。所以，爱默生心安理得地称“我的亨利·梭罗”。
三、“敌人”、“毒箭”、“榆树枝”
直到爱默生第二次从欧洲游学归来，梭罗的叛逆精神才强烈显露出来，两人的关系趋于淡漠且一度抵达紧张的程度。研究者分析，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公开化，一是将近一年的时间，爱默生在欧洲，梭罗在他的家，和他的妻子与孩子们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梭罗“似乎已经习惯了呆在爱默生家里，爱默生的归来一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另一个原因是梭罗不赞成爱默生的英国之行，尤其不同意他对英国世俗的赞美；再就是梭罗的名气与声望渐长，但有人指称他不过是爱默生的影子与追随者。
因为在人家家里呆惯了而排斥真正的主人，于情与于理都不合。这还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梭罗一直在感情上默默地眷恋着比他大了十六岁的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安。早在1841年，梭罗在曼哈顿当家庭教师时，便不时从纽约给莉迪安寄信，那些字迹潦草如天书的信，字里行间无不玄妙含情，而梭罗包罗万象的日记中，也有不少暗指莉迪安的段落。他似乎在用某种复杂却又未完全明白的方式爱恋着莉迪安。“别的人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相识，但你是我的。”他在爱默生游学英国时的日记中写道：“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结束，你又从哪里开始——你我生命的交接之处是如此的和谐。”这些事情，爱默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虽然每人有爱的权力，梭罗对莉迪安的爱，也并不表示乱伦，况且那时，爱默生与小他十几岁的玛格丽特·富勒也有着某种暧昧的关系，所以，理性分析爱默生不致嫉妒，但在潜意识中呢？因为我回家让你不习惯，这就更显得荒唐了，长者、导师、教练如爱默生者，也是无法容忍的。爱默生在英国期间，自然是不断地给美国的家人与朋友写信的，这些信件的来往者，自然也包括梭罗，由于爱默生在信中有不少地方对英国工业文明持赞美之词，梭罗不能接受，信中对爱默生所赞美的英国成就、物质文明、蒸汽机、速度及言论自由、书籍等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对爱默生在这一切东西面前的热忱与赞美表示了轻蔑，甚至在有的信件中，梭罗在身份上有些错位，错将爱默生赋予他家庭一员的位置看成了自己真实的位置，而对远在英伦的主人，使用着尖刻且带有防御性的语言。至于影子与追随者的问题，实际上一开始，梭罗便不想成为爱默生的影子，也不希望自己仅成为他的追随者，他有一整套生活与人生的理念，即使在日记这样私人化的介质中，也不承认爱默生对他的影响。他的第一篇日记中便是不想将这个影子带进去的明证，途中还会时不时地擦去追随的痕迹，只是因为碍着“那只喂食的手”，才没有反咬过去，但当那种一直担心、防备并不想承认的事情在自己出名之后却被人提起，梭罗的叛逆甚至愤怒的情绪就可想而知了。
仅仅这些原因，足可以导致两人原有关系破裂与现存关系的紧张，而由于梭罗神经质的性格，在他这一面表示得可能就更为明显了。1849年，梭罗的《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出版，这本书销量极差，而爱默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宽厚和热忱，甚至对此书的缺点进行了一些荒唐的批评。梭罗被弄懵了：“我写了一本书，并请我的朋友提出批评，结果除了一篇赞词之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后来朋友和我疏远了，我又因为书中的缺点被贬得一无是处。”所谓的赞词指的是友谊破裂之前的事情，“当我的朋友还是我朋友的时候，他只是恭维我，我从来听不到半点真相——而当他成为我的敌人时，他却把真相附在毒箭上向我射来”。虽然梭罗在这里还是没有点爱默生的名，但言辞已激烈到“敌人”、“毒箭”这样的程度了。爱默生当然也有颇具伤害性的话：“说到友情，梭罗和我是不同类型的人。我宁愿抓一根榆树枝，也不愿意去挽梭罗的手臂。”并且调侃道：“梭罗没有食欲实在是件不幸的事，他既不吃也不喝。一个分不清冰淇淋和白菜的味道、连白酒或啤酒都没尝过一口的人，你还指望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