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爱默生与梭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王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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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849年为界点，爱默生与梭罗的友谊（起码在爱默生与外人看来）持续了十二年，关系紧张的时间却多出了两年，直至梭罗英年早逝（1862年）。不过，就是在友谊趋于淡漠、关系出现紧张的期间，他们还有接触，有交往，他们的争吵有时仍然可以重归于好，爱默生始终视梭罗为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并对他寄以厚望。无论友谊也好，交恶也罢，他们都是美国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而又确如爱默生所言，他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些思想与行为方式上，他们似乎很接近或说相一致，比如热爱大自然、喜欢散步等等。但深究下去，他们的差别却是非常之大，爱默生热爱自然，他认为现代文明可以取之自然并使自然更有秩序，而梭罗热爱自然则视自然为唯一目的，“不用圈套，也不用枪支”，他们之间好像是两座永远不能靠近的大山。从本质而言，爱默生应是世俗中人，对声望、名誉、地位、财产、家庭等等都看得很重，而梭罗绝对超凡脱俗，不追求财产、不追求虚名、不在乎亲情、远离现代文明，甚至“不喜欢平常的话题，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大谈高深莫测的东西，最后把他们都贬得一钱不值”。爱默生为人热情、周到，乐于助人，而梭罗尽管有时也兴致勃勃，爱说笑，待人忠诚、真挚，但他身上似乎有种严肃的冷静——冷静得像坟墓。当然还有无数的方面，包括对待传统与古典、对现代文明的理解等等。要对爱默生与梭罗的异同做出分析，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绝不是这篇小小的文章所能为的。
斯蒂芬·哈恩有两个观点值得一提：一个是讲他们的语言与叙述风格的不同，一个是“霸权”问题。哈恩说：“华兹华斯指出，梭罗是‘一个对大众说话的人’——他用的是通俗的口语，也常常说题外话，而且好争辩，喜欢用方言或对话的方式。而爱默生却是师长作风，说话威严傲慢，滔滔不绝，旁人无从插嘴。”在叙述方式上，“梭罗的文章不是以一般事实的抽象概述而是以详细的观察资料作为开头……爱默生能够将经验事实迅速归结为诸如‘命运’、‘本性’之类的抽象概念，使经验层面看起来倒像事物的本质”。对此，哈恩没有做具体的分析，但对熟悉爱默生与梭罗的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了，爱默生的著作中尽是格言与警句，以致有人认为他只用格言写作，到现在，爱默生的格言在美国随处可见，这都是高度抽象与概括的产物，爱默生的演讲也就是以格言加雄辩征服全美的听众。而梭罗总是在描写事实，甚至是非常琐碎的描写，然后将他的观点漫不经心地隐藏在对事实的描写之中（或者随意穿插一些议论）。梭罗对爱默生一些观点，或者说对爱默生一些思想的批判，便也是寄托在对眼前事实的描写之中的，一般的读者可能还茫然无知（哈恩将《瓦尔登湖》看作一部哲学著作），尽在为他描写而喝彩。关于“霸权”，哈恩引用了爱默生在梭罗逝世时所写“颂文”中的一段话：
如果他的天赋只是爱思考而已，那么他很适合过他的生活，但他的充沛精力、实践能力又使他看上去像是生来就能成就大事业和做领袖的人。因此对于他放弃这世间少有的实干才能，我非常遗憾，我实在忍不住要指出他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抱负。因为缺乏这一点，所以他就无缘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而只能是一个美洲越橘党的头目罢了。缔造好霸权之后，某一天去种种豆子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梭罗那里却仍然只有豆子！（爱默生：《梭罗：瓦尔登湖》第320页）
爱默生批评梭罗没有抱负，不能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不能缔造霸权并在缔造霸权之后有所作为，完全是站在爱默生自己的立场上发言，既是对梭罗的批评，也是一种自我表白。爱默生在这一点上，完全契合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他自己因而成为美国的精神领袖；梭罗不一样，他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自由人，一个超凡脱俗者，现在最多是再叠加上一重环保主义的映像。所以，哈恩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霸权事务的国家，如此评价几乎意味着一种谴责，那不仅仅是爱默生个人的心痛与失望”。
我在康科德公共图书馆曾与掌管着爱默生和梭罗的手稿与初版本的威尔逊女士讨论过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威尔逊女士一再强调他们最后都和好了的事实，并且引用了梭罗在批驳爱默生那篇《论友谊》中的一句：“优秀人物之间的友谊虽然终止了，他们的原则却依然没变，正如藕断丝连。”这对于既爱爱默生也爱梭罗的故乡学者而言，自然可以理解。但我想，他们的矛盾也罢和好也罢，都是两座高山对峙的事实，他们各自的存在显示了相互的高度。对于思想者，任何人都不要去充当精神导师，不要去充当人生教练，也不能自诩为长者，甚至不要做芸芸众生的强势领袖，忍让与沉默终有限度，爆发起来双方都显得尴尬、难堪甚至可怕。
不用说，爱默生故居中的一切布置与陈设，均由后人所为，这座故居的管理委员会便由爱默生家族组成，这一回，爱默生家族也对梭罗使用了一回橡皮擦，擦去了他留在这座房子中的痕迹与气味。直到这时，我才回味起在爱默生故居那位讲解员的话：“大概住在阁楼上吧”，原来是一句对梭罗来说隐含了调侃意味的语言啊，我却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