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钱穆对梁启超《群书概要》的抄袭与发明
作者：曹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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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题目上半同，钱氏增加了其书“参考之材料”的介绍。文字上梁说“《论语》注释，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钱说“《论语》之注释最先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
梁说“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即是”，钱说“即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
梁说“《集注》简而明最便读者”，钱说“《集注》简明”。
沿袭痕迹同样存在。
梁氏说“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最精博但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而钱氏于清儒相关著述中独列刘宝楠《论语正义》而舍其他，盖内心是以“专家研究者”自居，不言而喻也。但是钱氏忽略了他此书的对象本是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则又与梁氏所谓“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相悖。
而戴望《论语注》，梁氏虽列入，但评价不高，称其“穿凿附会，间亦不免”；清颜元《四书正误》“论语”之部，梁氏评之为“习斋一家学说”；阮元《揅经堂集》中《论语论仁解》实为“一短篇文”，所以钱穆先生未加采列。
值得一提的是焦循的《论语通释》，梁氏对其评价甚高，誉之为“其方法最可学”，为什么钱穆先生没有采列呢？我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书焦氏未刻入《雕菰楼全书》，而收录此书的《木犀轩丛书》又不易得，恐怕写（讲）《论语要略》这时候的钱穆先生尚未及见此书。又或是因此书“将论语教义要点分类研究”（梁氏语），这种方法不为写（讲）《论语要略》这时候的钱穆先生所赞赏，所以舍弃之。此处可见梁、钱两位先生细微之差异。
至于梁氏提到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和《余录》，评之为“最谨严之孔子传，其资料什九取自《论语》。辨《论语》窜乱之部分，当略以此书所疑者为标准”，钱先生之所以像梁先生那样没有把它列入注释书关系书之代表，是因为在下面的《论语要略》“参考之材料”，钱先生交代了“编撰取材，多采诸（一）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崔著已不单是“注释书及关系书”之一种，而是钱先生这本《论语要略》“编撰取材”的两大来源之一。
本节中钱穆先生又增加了对其书“参考之材料”的说明：
本要略……所引专及原文或兼附注释，取易明晓，则以朱《集注》、刘《正义》为主。其他编撰取材，多采诸（一）清崔述《洙泗考信录》（二）日人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两书兼引他说，均注出处。或有仅具定论，未能详陈考订辨释之所以然，则以篇幅所限。
最末加括号说明“（此章体例多采梁任公《群书概要》‘论语’之部）”。最末这一句最可玩味。什么是“体例”，我们上面已经援引了钱先生自己的交代，就是“先写……次写……”即编次目次的意思。而我们通过上面对梁钱二书相关章节的对勘校读，可以发现：不单“体例”（编次目次）几乎全同，内容上看，文字表述大同小异，多是个别字词的增减替换；而论证例证无不有很明显的沿袭痕迹。除了“方法”一段外，可以说同者什九。
陈西滢在《致志摩》一文中曾经针对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我们现在来看梁、钱两书，显然钱书“序说”这部分就是以梁书“论语”这部分为“蓝本”写出来的。钱先生虽然作了“声明”：“此章体例多采梁任公《群书概要》‘论语’之部”，但这个“声明”未免对梁先生有些不公平。试看钱先生自认交代主要参考书时说“编撰取材，多采诸（一）清崔述洙泗考信录（二）日人蟹江义丸《孔子研究》”，我觉得把梁任公的名字加在“编撰取材，多采”的对象之中，要更为恰当。
在《钱穆纪念文集》里，有一篇钱穆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的学生徐铸成的回忆文章，中说：
这一年，他教《论语》、《孟子》。他教的与别人不同。钱先生在学问上，喜创新，喜突破别人做过的结论，总是要自己想，执著自己见解。学生们对他很钦服。
而《论语要略》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讲义成书的。通过上面的对勘校读，我觉得这一时期钱先生对于《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真伪、内容及其价值、注释书及关系书等方面的“学问”，均是承袭梁启超先生而来的，并无多少“创新”与“突破”。
钱穆先生在1982年完稿的《师友杂忆》一书中有一节是回忆“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代的，中说“《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这里的“蟹江义丸书”，就是前举《论语要略》“序说”部分提到的“编撰取材，多采诸……（二）日人蟹江义丸《孔子研究》”。关于《论语要略》和《孔子研究》的关联，本文不再展开。但是，钱先生晚年回忆不提梁任公对其《论语要略》一书的影响，也是很微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