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大学“扩招”：失败的尝试
作者：李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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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就业难，大学毕业生群体中还出现了“啃老族”和“校漂”现象，前者指没有就业能力，依靠父母过活的年轻人；后者指活动在校园内，居住在校外的出租屋，考不上研究生又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根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十所重点和普通高校一百一十个毕业班所做的调查，重点高校的“校漂族”约占毕业生的百分之五，普通高校的“校漂族”约占百分之十。据估计，目前“漂”在学校的毕业生已达到几十万人。
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独特而奇怪的现象，虽然大学生群体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甚至连印度也远远比不上，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体制上对教育部负责，受其严格的行政管制。在教育部的监管下，大学竞争的是“985”、“211”或创新基地之类的项目，而不是直接面对市场，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开设专业、设置课程、确定学校各专业的发展方向，培养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在这样的体制下，尽管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迅速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者日益增多，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却很难适应工作单位的实际需要，用人的企业往往难以招聘到合格的人才。
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出现的招聘难现象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外国企业抱怨在中国招聘人才难，国内的一些企业、文化单位想招聘合格的翻译、编辑、文秘也同样难。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大学毕业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这种“过剩”中“匮乏”的矛盾状况说明，大学生的内在构成素质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他们虽然在大学里厮混了四年，临到毕业却不具备大学生应具备的专业学识、技能和人文修养。这样的大学生，即使数量再多，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自然难逃毕业即失业的命运。
社会需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精尖科学技术人才，也需要熟练掌握某种实际操作技术的劳动者，二者之间应有一个大体恰当的比例。大幅度压缩普通教育，把经费集中在高等教育上，必然导致初、高中教育和普通职业教育的萎缩。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最需要的人才不是大学生，而是中等技术人才，包括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和其他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劳动者。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中专、技校毕业的学生却比较抢手。据媒体报道，当今中国制造业技术人才缺口达一千万，北京市护士每年均缺少四千二百人，2006年，广东的技校学生毕业一次性就业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起薪每月达两千元以上。
技工、护士吃香，大学生贬值，体现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行政垄断办不好高等教育。由于大学盲目扩招，八年之间由一百万急升至四百万人，使得培养技术工人、护士的职业技术学校在享受国家资源和生源竞争方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招生数量急剧减少，职业教育急剧萎缩。北京市原有的四十余所卫校现在只剩下六所，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和培养模式下的高校毕业生无论是在构成比例还是自身素质上都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不平衡，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又到职业学校学习技能的现象。一些人才供大于求，另一些人才供小于求，这种劳动市场技术结构失衡所引起的失业，在经济学中称为“结构性失业”。在这样的教育格局下，国家虽动辄数百亿的投入于教育事业，培养的学生却没有用，这显然是一种教育资源的错配。
人们经常是夏天讨论“上学难”，秋天接着探讨“就业难”，没个消停，下一年接着轮回，直搞得焦头烂额。
大学扩招还大大挤占了基础教育发展所需的资源。那些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动辄可以得到十几亿元的政府财政资助，而广大的中小学，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却极为落后，孩子们只能在破败不堪的校舍里上学，大批城市农民工子女则长期失学，无人认真过问。难怪有人担心“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重新抬头，中小学生的厌学、辍学之风重演，要是那样，扩招就不是大学教育本身的问题了，还会直接影响我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基础教育的发展。
可惜了中国有如此丰厚的人才资源，可惜了中国的家长们如此执著地信任自己的大学，可惜了中国纳税人辛辛苦苦创造的物质财富啊！
三、银行贷款还本付息难
这一难，难在学校，难在政府。“大跃进”必然带来大欠债，高校扩招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金融问题，形成了新的金融危机的隐患。中国高校正在步国有企业的后尘，不管巨额债务有多少，最后只等着政府来乖乖买单。
我国公立大学以圈地、扩建或参与大学城建设等为目的的银行举债始于1999年前后，这以后一直到现在，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目前高校向银行贷款的总量约在两千亿至两千五百亿元之间，贷款数额达到十亿至二十亿元的高校不在少数，银行贷款占到学校基建总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金额达五十亿元，广州大学城总投资一百二十亿元，其他省市的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四十亿到五十亿元。
与巨额贷款相对应的是巨大的本金和利息支付，那么，以学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校能按期还本付息吗？在一次与金融学家高正平教授谈及此事时，作为一名大学副校长的他曾以北方某院校为例算过一笔账：该校到2005年末贷款总额度约为八亿元，按百分之六计息，每年要承担约四千八百万元利息；该校在校生一万四千人，按在校生每人每年四千元学费计算，学费收入约为五千六百万元。这样算下来，该校每年的利息支出约占学费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六。学校的学费收入基本上都用在支付银行利息了，它还有何余力办学？学校每年必须承担的日益增长的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从何而来？学校就是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过勉强承担每年的贷款利息，至于偿还本金，想都别想。
目前，各高校赖以还款的学费收入已经处于相对高位，社会的承受能力有限，国家有关政策也不允许，因而再加收学费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今后学校即使完全依靠学费付息也难以为继了。而我国基本建设贷款的期限一般为六至八年，从2006年开始，已经进入各高校还贷的高峰期，许多负债累累的学校从财务核算上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有的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状态，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就会使它们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对强大的还债压力，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卖地还债”。如果事态无法控制，我国高校这些年的“发展”政绩就将大打折扣，许多高校的日子将难以为继了。
高校贷款及由此发生的资产流失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隐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05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十九点五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为八点七万亿元。到2005年末，高校贷款规模已经占到我国中长期贷款余额的百分之二点三。多数高校当初贷款时可能根本就没打算还贷，而是寄希望于国家财政最后“买单”，这就很有可能使高校在继国有企业后成为又一个不良贷款的重要来源，构成新的金融风险。
在中国，高校如何发展从来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处于高度垄断的地位。但是，在资金支持、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却不给学校以应有的和充分的权利。政府极力要求高校扩招，而扩招首先要进行基本建设，资金本应由政府提供，而政府却不足额提供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高校拿什么扩招？学校不是企业，本身不具备资金“造血”功能，于是不得不想办法自筹资金，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社会赞助等资金来源渠道都十分有限，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就这是高校不得不大量举债的主要原因。一旦背上巨额债务负担，各高校的财务运作便失去了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管怎样“精打细算”都无法既保证财务安全，又不牺牲学校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