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哀诉之音的绝响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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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欧洲从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的因果循环中解脱出来从而拯救欧洲文明呢？辜鸿铭的回答是——用中国传统文明的：礼与义。欧洲的群氓崇拜导致欧洲秩序的丧失，而欧洲的武力崇拜或强权崇拜导致欧洲蔑视正义。而中国文明的精髓正在于以“礼”消除混乱，以“义”消除武力崇拜。
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人开出的药方影响了欧洲知识界，但并没有使欧洲文明躲过第二次浩劫，但也正因此更见出辜鸿铭先生的先见之明。欧洲继续在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的非理性中下滑，而且愈陷愈深，终于达到了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的极致——现代乌托邦极权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而且欧洲缘起的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蔓延到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现代乌托邦极权主义运动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历史悲剧。
中国文明的礼与义表现在哪里呢？回答是——表现在中国人身上。辜鸿铭说，看一种文明是否伟大不在于他修建了多少宽敞的马路、巨大的建筑，而在于他产生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因为物质文明是容易建设的。许多人以为辜鸿铭的话不对，但现在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比，建设的确要容易得多，以我居住的北京来看，二十年前到过美国的人回到中国描述美国的购物中心如何繁华，高楼大厦如何壮丽，但只不过很短时间，中国的购物中心同样繁华，商品堆积如山，北京的高楼大厦似乎矮了些，那是因为市政建设限高的缘故。只要不是人为地以权力破坏市场经济，故意和人们求富裕的心理作对，以中国优良的地理位置（资源丰富、气候温和），财富的创造并不困难，一座水泥结构的高楼有十几个月就能拔地而起；但一个美好的人性却无论如何不能在十几个月建设起来。
我们也许都记得鲁迅、柏杨乃至现代的王小波对中国民族性的许多精辟分析和批判，他们分析和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都有深刻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片面的一面。深刻的片面毕竟是片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你接触两个人，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人的观察往往局限在生活习惯方面，一个人生活不讲卫生，与人交往不拘小节，就容易引起不愉快；而另一个人总是干净体面，随和周到，就容易被我们欣赏。但生活并非总是平静的，比如人受了侮辱试图去报复，一个人在举起屠刀时看到侮辱自己那个人的身边的孩子，心怀不忍，于是放下了屠刀；而另一个人在报复时却连被报复者的家庭成员都杀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否卫生、平时举止是否得体都退居到不重要的方面，人性的优秀与否主要体现在忍与不忍的方面。在这个比喻中，中国人就对应那个试图报复但见了孩子不忍心而放下屠刀的人，而中国人即使有一万条劣根性——不卫生、喝粥声音大、凡事没有求真精神、重感性而轻逻辑，也都抵不过他的不忍心的人性的优越。这样说当然是有历史根据的，如果你对世界各种文明成长历史比较熟悉，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中国人是最少侵犯性的。自从春秋时代孔子的哲学诞生，经过诸多儒家学者的丰富，汉以后儒家哲学的仁与义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仁义礼智信不仅在民族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而且也体现在与外部的异族关系中，中国人的国土扩大总是在抵抗侵略而不是在侵略中获得的，是侵略者同化为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靠侵略去同化；在近代，中国对欧洲的炮舰政策、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也是如此，欧洲人、日本人所学习中国的美好人性都是通过对中国的侵略却不成功之后的反思而获得的。我们知道，辜鸿铭以指责德国人恃武力在北京建克林德纪念碑的蛮横无理，教诲德国人何谓“礼”；在日本侵华战争正烈的时候，日本国内流行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让日本人反思这个受惠于中国文明的国家何谓“义”。
中国人的不忍之心就是孔子所谓仁，“仁”是中国人作为文明人的优秀人性。鲁迅先生从“仁”中看到虚伪；柏杨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习惯中看到肮脏等不良习惯；王小波看到中国人人性被扭曲——这些都是中国人人性的微观表现。如果以宏观的历史视野观照中国人，那么他们的“仁”不是虚伪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即使不卫生也是小节，是能够改善的，况且只要你读一遍《红楼梦》就知道中国人曾经有过怎样文雅而精致的生活；而近代蒙昧主义对中国人人性的扭曲主要是外来的因素——欧洲发源的群氓崇拜。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还不明确，我还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表明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人精神理解的精深，这种中国人的仁者之心具有发扬到世界的普世性。
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而论，中国都是太博大了，它的博大使中国人作为大国民达到了这样宽容的程度，不太在乎报复或复仇。我们看满清入主中原屠杀百姓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反清复明的旗帜无论在民间还是在知识分子心中始终就没有消失过，如果我们阅读王夫之、顾炎武的文章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充满阳刚的元气淋漓，这种元气清人是梦不见的。可是，当真的反清成功，无论革命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还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或者民间的民族主义，似乎都忘记了要报复当年多尔衮对汉民的野蛮大屠杀，尤其在民间，很难想像，北京城的汉民会到满人中自杀爆炸。汉人如此众多，而且他们早已经以通婚的形式把自己的血液融合到满人的血管中，“满人”因汉人的血更倾向于自己的中国属性，如果有汉人去欺负满族人的孤儿寡母，一定被人视作无赖之徒而不齿。
中国对日本人的态度何尝不是如此，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可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民族主义的仇杀几乎没有发生，战后的邦交正常化后没有听说哪个日本人会害怕到中国旅游，尽管他们的父辈的行为万恶之极。中国人有一种质朴的人情感，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脸皮都不愿撕破，何况面对一个矮小的日本旅游者，中国人的仇恨对象不会泛滥到这个当前者身上，他们的记忆大多是历史性记忆，是居高临下的教诲。这就是儒家质朴的阳刚，很平常，但很难得，很从容，而绝对不是某些人讥讽的“精神胜利法”。
即使在抗战期间，美国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东京使用燃烧弹，而宋美龄女士还是说服她的丈夫，飞行员轰炸东京的老百姓太不人道，不如让中国空军投放宣传单，宋女士从来没有把日本的妇女儿童视作异类，尽管日本的妇女儿童为南京大屠杀的胜利欢呼。你可以说中国人的宽容显得太软弱了，但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看，人类历史毕竟是人类尊严的历史，谁无视人类的尊严，谁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华民族为何能万古长青地在世，因为她的精神内核儒家文化含有人类最宝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人类的尊严，它提倡的不忍之心、仁者之心，即使不得已地进行反侵略战争，也是政治中最后的选择，所以中华民族在形成自己的统一国家后（秦汉之后）几乎没有发动过任何一次旨在扩张的战争，她总是在抵抗和文化的征服中扩张自己的领土，是柔弱胜刚强，是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征服侵略者的侵略。
2005年法国《回声报》记者阿德里安·孔博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时撰文说，欧洲人曾大规模地讨论“黑人属于人类还是动物”，但郑和的船队尽管知道非洲的文明程度落后中国，但他们从未怀疑非洲人是人。当欧洲人看见非洲黑人时盘算把这个“动物”捉到家里当奴隶，中国人却对这些黑人以礼相待；而与郑和的文明之旅相比，西班牙、葡萄牙人的远航简直是强盗之旅（他们血腥地屠杀“土人”的历史我就不重复叙述了）。这样的区别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把人当人看的“仁”尽管很平常，似乎不比发现一个科学定律更有智慧，但如果在行为中贯彻这个“仁”学，就比发现科学定律还可贵。总起来看，人类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太多的历史悲剧，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我们就需要比较各种文明的优长，而人类历史在经历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浩劫（种族屠杀和阶级屠杀）之后，传统中国人精神的优越性就更加明豁地显现出来，中国人即使自己强大之时也不丧失礼与义，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最少侵犯性。孔子儒家哲学的“仁”是中国人的行为哲学，而不是字面的哲学，所以如果哲学家认为中国人精神的礼与义太肤浅，那是因为没有理解中国哲学是人生实践的“仁”学内涵。孔子的哲学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传统中国人的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所达到的人性高标的典范，他们达到的人生境界在某些方面甚至连伟大的希腊人也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