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哀诉之音的绝响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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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量的、迄今为止勿庸质疑的巨大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
也许那些批评辜鸿铭的人说，辜鸿铭所谓的正义法则是爱父母和忠诚于国王，而这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可是辜鸿铭的意义是深远的，当他说“仿佛国王就是良心，良心就是他们的国王”时，“国王”就获得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暴君，但暴君毕竟不是儒家道德所允许的常态，这是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也看到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没有天灾的祸患，以中国领土的博大，中国人自然的平等观使他们感觉不到来自皇权的专制，皇权的宫廷斗争一般也不会波及广大民众。但是我们看这种中国自然的平等主义和儒家道德一旦在中国近代丧失之后，尤其当群氓崇拜祸乱华夏之时，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却带来了太多灾难，“大众民主”使人们把互相损害生命、诬陷视为常规行为，“平等”的新意义是统一的贫穷、恐惧和饥饿。
由此我们就自然缅怀传统中国人的有道德的文明时代，那个时代的君子也自有他们的弱点，但不至于丧失人性，而且他们美好的人性具有自己的特点。许多人以为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人的赞美是把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忽略后的夸饰，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中国人尤其传统中国人的品格就会认同辜先生的。他说：“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感。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像日本人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正如法语所绝妙表达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对此，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这种（日本人）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名贵香水般的——奇异的芬芳。”
中国人的礼貌不是外在的，因为他们的礼貌发自内心，所以他们心灵生活的礼貌就超出了礼貌的表面意义，而是类似中世纪虔诚的基督教诗人的品格——根植于上帝之爱。中国人的难于言表的温良给予外国人的感觉——正如一位在日本住过的外国人说——是，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而在日本则正相反。那么中国人的爱来自何处呢？他们不是最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吗？是的，辜先生总结说：“在中国一般大众也不太看重宗教。对中国人而言，佛寺道观以及佛教、道教的仪式，其消遣娱乐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说教的作用”——这种总结是精辟的，不过中国人尽管没有基督教意义的宗教，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道德律不能虔诚，这是因为——辜鸿铭先生的总结是——儒学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它具有宗教的作用。
儒学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作用，这一点如果与希腊哲学比较就会看得更清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只是学者研究的哲学，却从未达到大众心灵而起到宗教的作用。中国人的哲学或不免于缺乏逻辑，但他们的优长正在于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是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仁者爱人”就在时代的积累中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爱的本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聆听梁漱溟先生的讲演时留下了深刻印象。梁先生说，我不是学问家，或者说我不是专门于学问的人，我是把学问贯彻到我的人生实践里的思想家。我们拿梁先生这话来比较一下孔子传授学问的方式与柏拉图学园的学习方式，就会看到前者重在培养人，后者则重在学问。或者说，中国的君子是行为中体现的，希腊的智者是通过语言和著作显示出来的。总结思想史容易发现，通过行为体现美好的人生不如通过著作显示的智慧更好总结，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总结世界历史的《历史哲学》看不出孔子的伟大之处来的缘故。
美好的人生有许多境界，高的知识境界和高的道德境界都可能引导一个人达到美好的人生，但二者还有微妙的区分，即高的知识境界尽管可能但未必一定能达到美好的人生。比如在二十世纪那些相信种族先天优越论的医学家，他们把所谓落后人种的活体当作动物来解剖，以达到他们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目的，从纯粹知识的获得来说他们似乎也并不完全违反“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但这个“道德”显然是反道德的。因为人类个体尽管可以被作为研究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却不同于一般的对象，他是作为研究者的同类存在，而普遍的道德律是儒家哲学的——“仁者爱人”，或基督教道德观——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你把人进行活体解剖就违反了这个普遍的道德律。我们追溯西方科学走到反人道的一面的原因，恐怕在于古希腊罗马那里就已经存在知识论和道德形而上学分离的倾向。如果比较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二者可能彼此拥有对方没有的优长，但就教育而言，孔子更可能造出美好的人生来。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去拜访一个学问家，他给你讲了许多宇宙的知识使你感觉很惊异，你再去拜访他多次，当他把他所知道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传授给你，他如果不是一个道德修养深厚的人，那么他的知识并不会使他的为人比一个鞋匠的为人处世更有吸引力。可是如果你去拜访一个孔子那样伟大的儒者，开始他也许并不使你惊异，可是你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能离开他了，至于他讲了什么道理，总结起来似乎倒没有什么，因为他就是在日常行为中使你感觉到了微妙的欢娱。他人生的境界好比大海一样，让你感觉无比丰富。孔子为什么能够让弟子们高山仰止呢？在于他的道德人格的魅力，他的思想其实全部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中了。
我们人类世界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不协调造成的，所以最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那些协调好人与人关系的形而上学。我们知道孔子、释迦牟尼、耶稣都是这样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家，不过孔子与其他几位还是有所不同。辜鸿铭说：“要成为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者，一个人就必须有着强烈的、变态的个性特征。”与释迦牟尼、耶稣乃至穆罕默德比较而言，孔子是最不富传奇色彩的，孔子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或使者。辜鸿铭说，孔子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正如歌德是欧洲人的典范；孔子的平淡或正是他的优长，而这也可以是中国人的特点——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是宗教但能代替宗教的儒家哲学绝不会滥用激情而使得理性在情感的激荡中转到非理性上去。
当然，对于欧洲文明，我们内心也充满景仰，她使我们想到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也使我们想到牛顿、爱因斯坦；如果追溯她的源头则使我们想到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但我们想到欧洲文明给世界造成的不幸——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群氓崇拜，就不得不正视她的缺点。斯宾格勒认为所有文明都将面临没落——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文明就一直在世，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没落；并且尽管世界大战表明了欧洲文明的危机，但也很难因此结论说欧洲文明开始了没落。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西方文明的缺点，可以宏观地说，是由于欧洲的文明在其精神上出现了人的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的分裂，也就是辜鸿铭先生所谓心与脑的分裂。
目前看来，世界大战的创伤基本治愈了，欧洲与美国是地球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中国尽管基本摆脱了贫困，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认识到自己必须谦虚地学习欧洲和美国，这是否说明中国并没有资格教训世界了呢？我的回答——绝对不是。中国有自己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西方有发达的科技理性和政治哲学，世界文明存在着互补性。科技理性能发挥出物质的能量来，机械电力是这种能量的体现，全世界都受惠于西方科技理性的发达，这是勿庸讳言的。我们说中国形而上学没有进化出西方文明的科技理性，是它的缺陷，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两方面的道理，如果科技理性并不能包办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那么就要重新反思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尤其应该被世界了解，因为在今天世界各种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