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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传》与新旧《五代史》的命运
作者：张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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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于天祐（约907～917）中被刘宋光署为幽州掾，后又成为后唐庄宗的翰林学士，明宗时任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宰相），以后升至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石敬瑭建立后晋，冯道任首相。刘知远建立汉，道任太师。到后周时，冯道为尚书令。他还担任过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宰相。冯道在五代中四代居相位，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例。但是，冯道又绝非那种只是依附权力、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辈，在三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尽量地为百姓做一些好事。他的名誉操守、办事能力，为当时所看重，也为那些武夫出身的皇帝装点了门面，更为他们省去了许多烦心事。
冯道深悉民情，勤于办事，且“长于篇咏，秉笔而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他世事洞明，对不少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次他对唐明宗说，自己“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道，忧马有所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这一段话，就是成语“不跌于山而跌于垤”的出处。他以切身经验告诫明宗要居安思危。一次明宗问他：“天下虽熟（农业丰收），百姓得济（渡过难关）否？”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冯氏定律”，往往被历来的圣君贤相所忽视。他曾向明宗引述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描述农民苦境的诗由此得以流传下来。唐明宗是五代少有的贤明之君，冯道若一直处于这样的明主之下，他也许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相、贤相。然而，冯道所处的是乱世，他必须随着走马灯似的政权轮替，在一个又一个凶恶残暴的皇帝身边周旋。他首先得考虑的是如何全身保命。对当时的皇帝们来说，冯道及其同僚只是些识字的办事员。而就冯道自己而言，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努力成为那种野蛮暴政的减震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放小民一条活路。他深深懂得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皇帝的无法无天。在回答契丹皇帝的问话“天下百姓如何可救”时，冯道回答：“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据说，此一回答，使耶律德光放弃了将黄河一带变为牧场的计划。
在中国，王朝的真正权力是军权，因此，冯道虽身居相位，但决不染指军务。一次，晋太祖石敬瑭问以兵事，道答：“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守历代陈规，不敢有一毫失也。在明宗朝，亦曾问以戎事，也是以斯言答之。”这是明确告诉皇帝，兵权是你们独掌的，我只是谨守陈规，尽自己办事员的本分。而且，冯道还能自轻自贱，尽量在皇帝面前贬损自己。一次，耶律德光语含讥讽地问他：“尔是何等老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由于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为避祸，也为保禄位，他从不对皇帝的不当作为有所诤谏（史称其“前事九君，未尝诤谏”）。这些都是他能事历朝而不倒的原因。
冯道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此时离宋太祖陈桥兵变仅六年时间，享年七十三岁，当时人称其与孔子同寿，死后追封瀛王，可谓备极哀荣。薛史评价其“有古人之风，其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如就冯道私德而言，薛史的评价应是基本合适的。但如考虑到冯道所处的“五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考虑到他在历史政变中的态度和作用，以上评价必然会给人留下太多的疑惑。因此，薛史的评价只是代表了宋王朝的某种政治目的。冯道与赵匡胤以及宋的开国诸大臣，均曾是后周同僚，对于当时习以为常的政权更替方式，他们的立身行事是完全相同的。赵匡胤不必论。如被《宋史》列为文臣第一人的范质，就与冯道有着相似的经历。范质为后唐长兴四年进士，后为翰林学士。在后唐任中书舍人。入周，任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参枢密院事。以上诸职，均是宰相的不同称谓或加衔。按官位品级，他是赵匡胤的上级。周世宗柴荣临死时，范是顾命大臣。按照常规，他的职责就是如诸葛亮那样扶保幼主。可是当赵匡胤黄袍加身之时，他立即率王溥等大臣谒见。初时，他对赵匡胤兵变夺权之举还略表犹疑，而当对方稍事威逼（军校举刃示威），他立即降阶受命。就是这个范质，改变了宰相在王朝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据《宋史》本传，以前“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而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惮帝（赵匡胤）英睿，每事辄扎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从此，宰相坐议之礼就废止了。其他宋之开国功臣，如王溥、魏文甫，以及撰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都是五代旧臣，与冯道同属一类人物。甚至那个号称“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也是历仕晋、汉、周、宋四朝。再如文彦博，由于文氏本姓敬，因避晋高祖石敬瑭的讳而改姓文，其父、祖为晋臣确定无疑。宋初，朝中显要职务完全被与冯道有着相同经历的五代遗臣及其子孙把持着，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一些出身寒素者靠科举登上高位。这一大批五代遗留下来的权贵左右社会的舆论导向，决定不同人物的是非功过和道德评价。同时，赵宋王朝靠兵变起家，为了保住江山，赵匡胤必须寻求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而决不能使人怀疑其政权取得的合法性。所以，他一方面削夺武将的兵权，采取赎买政策，给他们以富贵，以此来杜绝可能的兵变发生。同时，与文官集团结成同盟，以得到他们的政治支持。而对五代人物的品评，特别是对后周诸臣的评价，更与宋初高层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为避免人们在宋政权的合法性上产生怀疑，因而也不容许对五代的政权交替作过多地渲染。总之，宋政权不容许后人将五代的历史写得一团漆黑，必须淡化曾经有过的阴谋、暴力和血腥，更不容许有人在陈桥兵变问题上横生枝节，以影响赵匡胤本人及其从龙诸臣的圣德令名。所以抢占舆论制高点，先发制人，铸成定论，就是薛居正修《五代史》的政治使命。开宝七年（973），即距宋开国仅十三年，一部由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薛居正主持监修的《五代史》即告完成。前代之史如此之快的出笼，这在历史上是仅见的，它充分显示了宋统治者难以告人的深心。由于其修史的目的正在于混淆、遮蔽以往的历史，所以欧阳修指斥薛史“繁猥失实”是有其根据的。
欧阳修的再评价
由薛居正监修的史书有《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关于薛史的繁猥失实，后来朝野不少人啧有烦言，要求重修的呼声甚高。《五代史》事连本朝，当政者不愿由此引发争议。而唐史则年代久远，与本朝无涉，于是决定重修，以正视听。至和元年（1054），即薛修《唐书》及《五代史》成书八十年后，朝廷诏欧阳修修《新唐书》。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新唐书》二百五十卷。由于修《新唐书》，他得以见到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其修《新五代史》准备了条件。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不仅仅局限于厘清史实，而是重新确立修史体例，比如将类似冯道一类身事数朝的人物从各朝人物列传中剔出，另立“杂传”，以表明这些人的诸姓杂臣身份。同时还因人定位，设了“义儿”、“伶官”诸传。他对人物评价，以是否合于孔孟之道为立论的标准，并于文中直接发论，以示对人物的褒贬。关于欧史所表达的微言大义，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曾作如下陈述：
作本记，用“春秋”笔法，虽司马迁、班固不如也……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乱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欧阳修所指的乱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昏君、暴君，而是行篡窃攘夺的五代皇帝。就此点而言，宋太祖与他所说的“乱君”在行事上是完全一样的。对于欧阳修的书，如果有人要说他是影射本朝，他将是百口莫辩的。如果真是这样，将给他带来不测之祸。不过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网最宽的朝代，而欧又是秘密写作，从不敢以示人，没有扩散造成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给他生前和身后带来不利影响。然而即使如此，恐惧心理仍是存在的。之所以要采用“春秋”笔法，要潜在写作，其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他对乱君的指责用语尽量隐晦，而对那些累朝而仕的文官，特别是冯道，却是锋芒直指，毫不留情。由此可见作者的基本目的，正在于重建以儒家礼义伦常为依据的道德体系，以矫正自五代以来形成的以崇尚势利为特征的颓败的社会风气。为此，他必须找一个其声名、爵位均有赫赫影响的大人作批判之的，而冯道正是合适的人选。冯道不仅有显赫的官位，而且被世人目之为谦谦君子，且又于宋立国前谢世，根据“春秋责备贤者”的古训，用这样的人做靶子，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欧阳修写冯道，目的在于正君臣名分，以激励忠道臣节，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宋王朝的千秋基业的，所以赵宋官家也不能公开责难他，但鉴于其所著与国史公然抵触，所以只能以沉默而将其封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