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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传》与新旧《五代史》的命运
作者：张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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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评冯道，重点指出其历仕四朝九君，“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结论是“无廉耻”。文章开篇，即引《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冯之行为提到亡国的高度，使冯道“无耻”的祸患由道德上升到政治层面。对于其他内容，如“方高祖（石敬瑭）疾病，抱其子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这等托孤的大事，以及其后刘知远称帝，道为太师，这其中的叛卖，及政治交易，凡五代时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均一笔带过。因为以上种种，均以“无廉耻”三字概括无余了。为了反证冯之无廉耻，欧阳修于《冯道传》中讲述了一李姓女子在搬运其丈夫尸骸回原籍时，住在洛阳一旅店里，因无钱交店租而被旅店主人拉住手，为抗议店主的侮辱（男女授受不亲），该女引刀断臂。李氏女的故事正是以妇人之节来反证冯道的全无臣节，说明道之无廉耻已到极点了。在宋代，人们似乎不大言忠而大讲“节”，特别喜欢拿妇人说事，如二程夫子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与欧阳修所表达的如出一辙。但细考历史，发现宋代并不是对“妇德”特别看重的时代，宋代娱乐业发达，勾栏瓦肆遍布，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和淫靡之风，而妇女改嫁也被视为常事，其中还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妇女。因此，宋儒反复强调守节者，不一定专指妇女，而是指那些失节的读书人。
冯道晚年，作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文章历述自己事唐、晋、汉、周四朝及契丹所得到的阶、勋、官爵。他自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他评定自己的操守是“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还说自己做人的宗旨是“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上三不欺为素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文章结尾说自己“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冯道的自我夸耀，是一种经大难而获善果的自我庆幸。而且，不仅他的自我评定过了头，同时他忘记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场大乱，正是一场牵动千百万人命运的人间浩劫，对于长期身居高位的冯道来说，对此是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而考察他一生经历，其所谓“三不欺”之说更是欺人之谈。
关于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薛史全文收录，以作为对其一生的基本评定。欧阳修则引《管子》“礼义廉耻”之论，斥之为“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偷生者”，将其列为他无廉耻的重要依据。欧阳修的再评价，从道德人格上对冯道作了彻底否定。不过，欧阳修对冯道的否定仅限于道德层面，即儒家所坚持的忠君之道。至于冯道在任官时的惠民之举，以及他待人接物的嘉言善行，并不加以否定。但是，儒家是道德至上主义，从儒者看来，道德的否定就是全部的否定。所以当后来欧史流行之后，冯道就成为历史上无耻小人的典型了。
两部五代史的历史命运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寅恪先生以上说法，可视为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新五代史》和冯道的定论。从长时段看，欧史的作用确如寅恪先生所言，但在宋世，欧阳修的著作却并未取得这种立竿见影的作用。因为终宋之世，《新五代史》并未刊布并与世人见面。当时的传世之史仍是由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
欧阳修于嘉祐五年（1060）完成《新唐书》的修撰，可以假定，他至迟于此时开始了《五代史记》的写作。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病殁，而在这十二年间，书稿并未示人。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撰其父《事迹》：“嘉祐中，令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请取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以后，“熙宁中有旨，取以进御”，也仍然以同样的理由予以回绝。这说明，欧阳修于家中修史的事外间是知道的，朝廷也多次要求取以备正史，但均以未完成而推辞了。直到欧阳修殁后，“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颍州令欧阳某家上所撰五代史”（《神宗实录》），此时书稿才得以进呈御览。而何时刊刻，则史无明文，此时离北宋亡仅半个多世纪了。徽宗朝，移葬欧阳修墓，苏辙作《神道碑》，文中提到《五代史》七十四卷，但也没说刊刻的事。而此时离北宋亡仅二十多年了。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欧阳修同乡庐陵人胡柯撰《欧阳修年谱》，载《新唐书》成书年月、卷数，而于《五代史》则只字不提，似乎根本不知道欧阳修有此著作。以上情况，只能表明欧著《五代史》进御之后，一直留存禁中，外间无法得见，甚至连胡柯这样专门研究欧阳修的学者也不知道实情。前述苏辙作碑文，因欧苏两家关系密切，苏氏是知情人，所以才有详细记载。因此可以断定，《新五代史》在宋代是未曾刊行的。学者孙人龙在《新五代史考证》中说“修殁，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学刊行”的话是不准确的。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宋世不能刊行，是当时形势所决定的。欧史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它毕竟触犯了宋朝的国讳。薛居正的《五代史》撰述，是符合宋王朝的最高利益的。旧史对冯道的赞誉，可视为对包括薛居正在内的所有五代及宋开国功臣的集体赞誉。五代是一个丧失了儒家忠君伦理社会基础的时代，而如果将五代君臣的行为如实表述，将五代史写成一部乱臣贼子史，则是对宋王朝的合法性的公然挑战。宋王朝不刊行欧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氏家族的保护。欧阳修有幸生在宋世，否则他将是一场文字狱的牺牲品。
《新五代史》的走红是在宋亡之后。元之后，理学大兴，《新五代史》得以见天日。以后，《旧五代史》被弃而不用，落到“若亡若存”的地步（同时还有《旧唐书》）。在明朝，人们常说的“十七史”、“廿一史”，均是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明朝人李贽对欧史《冯道传》中关于冯道的评价不满，但由于他见不到薛史，因而也无法了解欧阳修如此评价的原因。直到清朝，由于满人皇帝们对中华文化典籍的特别关注，才由当时在四库馆任职的邵晋涵将散落在《永乐大典》中有关《旧五代史》的内容抄录下来，重新汇辑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新刊刻，《旧五代史》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比较两部《五代史》，双方观点的异同也就昭然若揭了。
晚清以后，新思潮兴起，反儒成为时尚。人们对欧史《冯道传》中关于李氏女牵手断臂的故事所散发出的顽固道学气深感不满，因而对欧史多有责难。而有些人则自身经历了乱世的折磨，因而设身处地对冯道的处境表示同情，于是为冯道翻案的人也多起来。然而，儒家士大夫的人格是以立德立言、成仁取义为指归的。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身处大乱之时（或外敌入侵，或内乱频仍），如何实现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格操守，一个人在功名禄位、身家性命和人民苦难、社会正义之间如何取舍，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