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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三）
作者：冉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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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下半年，民生公司在民政轮倾沉后，又相继发生了民淳轮和民康轮的沉触事件。“今晨七时许，民淳轮由千厮门码头开出来，客是上满了的，唯有舱内没装有货”，准备“在象鼻子来装货，然后才开涪陵。殊不知船行到象鼻子之后，那儿的水很浅，不能靠拢，船头也搁在了沙坝上。因船舱内没有货，客是装满了的，船头将将（川语，意谓刚刚——冉注）一搁起，客人也就慌忙，因此船也就慢慢的倾斜，乘势也就翻了”。关于此次船翻，公司最后所公布的损失是捞获尸体一百一十人，何现伦说：“在上舱的客人，都跑出来的，在下舱的客人，大约都失踪，在公司登记生还的还有二百多人。依民淳轮的乘客定额，是三百八十人，清票根，只售三百五十人，还差三十名才满额，当然不会说超出定额”。接着他描写了公司怎么处理生还者，如何买了许多干炭来让他们烤火，见票每人发五千元；而对死者则是派能入水数分钟者打捞“三十多名”，“由公司收殓，由意外保险公司赔命价，大约每一位死者，可以领到四五万元”（1945年10月5日）。真是祸不单行，“十月后半月，民本轮在洛碛触礁”，“昨日民康轮又打烂（在巫山保子滩——冉注），发最后一张电报称，二楼已没了。由此看来，还是想（相）当的厉害。在这胜利期间，复员期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同时在这枯水期间，这一只船，是唯一的一支劲军，今天被打破了，民生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乎？“（1945年11月16日）据相关资料显示，二楼沉没，三千余件货物沉入水中，后船被救起。
七、对民生公司之批评
民生公司在中国近现代内河航运业里执牛耳之事，已是众所周知，无须赘述。同时，民生公司的许多业绩，由于诸多史料尚存，如《民生公司简讯》和《新世界》等杂志，包括民生公司一系列的档案，以及各大报章杂志之论述，都不难查找到。但真正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会感到任何资料就是再充分也不足以恢复原貌于万一。民生公司公开的资料可谓不少，但当时民生公司的职员私下之记录，可谓少之又少，所以日记里的记录便弥足珍贵。在何现伦私秘的记载里，民生公司的面貌虽有他个人的偏好，但不失为一种较为真实的史料。何现伦对民生公司的批评，一涉工作，二涉生活。
先说他对公司工作之批评。一个公司既有资方，又有劳方，当然不会一团和气到天天唱赞美诗。何现伦的日记对公司的批评是不少的，大抵是无所顾忌的原因，比我们公开看到的对民生公司的批评既多且猛。由于他觉得自己薪水低，做的事又在他这一课里偏多，所以他气愤地说：“……哪怕你今天就埋头苦干死了，还是没人说句好话，说你是活该。假如我在前线，尽力去干，就死了，得到好死，至低也要得个好名。在民生公司苦干死了，谁来怜悯。这些都是民生公司政策不对的地方，所以公司办事办不起来，效率上的不够，这就是一个大毛病，太不民主化……现在的民生公司，成了第三期肺病，将要断气的样儿，还不在待遇上改良，一定要断送的。”
哪怕是到了抗战最为紧张时，独立电台的私营公司并不多，民生公司在1945年增加一个电台，有时他们还代航政局、航舶管理处发电报，当然工作量也就有所增加。不过有些工作量，在何现伦看来，完全是工作欠函洽造成的重复发报（1945年7月26日）。由于前两日停电，加之是端午节，致使电报积压，加起来有八九十通，特急、守叫特别多，所以何现伦与他同事做了半天才弄毕。积压虽然使他感到工作的压力，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对民生公司一些人乱用电报的看法。“说起民生公司的电报，每天的来去电报，不知频繁几多，恐怕一个小小县份，也没有这样多吧！本来公司一再通令不要紧之事，不要打电报。可是他们在外埠的，不管你再通令如何的说得津津有味（应该是“措辞严厉”——冉注），总不听，不但不遵守规令，反儿连私电也发来了。一方面也不是别人不遵守规定，换一句话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道理。他们高级职员都不遵守自己说的话，自己吐出来的口水，自己也会吃进去”。（1945年6月15日）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管理也并不是毫无漏洞。但何现伦觉得这种损公肥私、有令不行的行为，不只是民生公司的问题，是“民族性的遗传”，是中国人的沉疴痼疾。
是人都得吃饭，民生公司的福利似乎是管职工的中饭和值班饭的。但这样大伙食团的饭，自然因为人多，有时质量不够稳定。“尤其是大伙食团煮的稀饭，不是煮焦了，便是清了，简直没有煮好过一次，怎样能说有营养呢！我随时不客气地说：如果在我们川西的话，这些米煮的饭，拿来喂猪，或者有时我们那些地方喂猪的米也比现时吃的好吧。”（1945年1月23日）“近来伙食团购的米，尽是一些霉烂的米，完全不能吃。如果在川西坝子里的话，拿来喂猪。我们家里喂猪的米，都比这些米好得多，吃在肚子里怎能营养得起来。”（1945年6月8日）在我看来，这当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说法，川东川西的米是没有这么大的区别的，战时困难也可能促成此种事情之发生。“说到值班饭，我又不免在此恕（怒）骂那些不要脸的东西。本来公司规定每课一人，以船务处来说，只有五个人，然而实际满桌都是人，吃野饭的人太多。有他们这一批不要脸的东西，而真正君子，没有地位，几乎让他们（胡来）。”吃野饭，占公司的便宜，当然不是好现象，“不过这话须说转来，在这物价涨一次又涨一次……到现在不知涨到若干倍，这一批吃着困穷的人员，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多么的可怜，想起这些无脸的东西，以（已）不忍（骂）他们”（1945年6月23日）。
不仅是饭难吃，有吃野饭的，在何现伦看来，还有借此贪污的。“说起伙食问题，我要骂那些贫（贪）污的家伙，朝天（门）办公室有这样多的人，每天公出的不知有好多。只要每顿食饭时，也就可以看得倒（到）。每桌缺席的人数，没有一桌坐了八位的，他们没有吃，剩余的，每天积下来，积了一个月，只是米，都可观了。那些东西，总不拿出来吃。我记得那时伙食团选人出来办时，不但每顿饭吃得好，就是每月尾，都要打一次大牙祭。由此可见现在（的）狗东西，吃了好多（好）处。”（1945年6月8日）就是连端午节的会餐，在他看来，也有人趁机打劫。“农历的端午节又到了，公司今天也举行过节的表示，今年每人五百元，积起来，每桌四千元。在这米珠薪桂之时，四千元也吃不到一个所以然”，他吃了后觉得“不但四千元没拿出来吃够，连每月积起来的钱，也不拿出来吃，这些狗东西，真厌恶已极”（1945年6月13日）。
人吃五谷，没有不生病的。何现伦在1945年4月住了近二十天的院。住院预交款项及出院结账时，民生公司的信誉及口碑在医院方面尽显无遗。4月12何现伦的朋友李平安给他办理入院手续：“先缴一万元，住头等病房。若果其他的人住的话，起码要缴三万六千元。因为民生公司的人，与人（仁）济医院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只缴一万元。”4月30日他在仁济医院出院时：“护士长就来给我说，何先生，你是否结账。平安又去与他一道在账房里去把账结了，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元。平安开支票给他，他说，民生公司没有关系，你们走就是。”当然，公司在最后向仁济医院结余款八千三百七十元时，又有所拖延，致使他在6月2日的日记里发牢骚：“一生的精力，都牺牲在公司，今天一旦患病住院，所欠之费都不拨，这样的对待职工，何苦？当职工的，有何想头？难怪现在各员工对公司都不满……不管船上与岸上的各员工，都是如此。”民生公司虽然稍有拖沓，但最终是替他垫付了余款的。而且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元中，公司补助九千六百元（1945年6月22日），现在许多的私营企业未必能做到此点吧。
民生公司是大公司，它的福利较其他单位优越，职员有宿舍，而不像小公司职员只有自己租赁。但随着公司职员的增多，住房就越来越拥挤，当然也会引致职员的不满。在由一个人住一小房间到六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后，何现伦发牢骚道：“公司向来不大注意职工的福利的，只徒阔（扩）充实力，剥削职工，在这个地方，就是使每个职工都不满意。不管在黄鱼私货查得怎样的厉害，亦敌不过每位人员内心之不满的各处与之消耗力，这是公司的最大损失，这一点当局是没有注意到。”据此何现伦进一步引申道：“但凡一个大团体事业，必须要把每位职工的心抓到，不使他们的倾向外，一致的拥护，这个大事才有更兴旺的一天，这样来，只有注意各职工的福利才可以有望！”（1947年3月21日）
抗战刚结束，随着内战的逐渐升级，金融业的不稳定，物价的飞张，民生公司的经营似乎也有些窘迫了。福利让职工不满，连拖欠职员工资的事也开始发生。何现伦说，以前只要在十几号便可领当月的薪水，后来到月底，再后来到下个月初，到了现在，“薪水总是不（按）规定，到今天七月份的薪津还不发下”，“未必公司是没有款吗？款是有的，其原因就是指数总是没有决定，在上海同业公会的指令，要公司照全数发给，不准打折扣，所以在这个月来就冻结起”。这说明物价的上涨之快，已影响到工资的按时发放。因为货币贬值太快，通货膨胀得太厉害，要算一定的比例才能保证职工的利益不受损，而拖延了时间又让职工非常不满。因为物价每天都在急剧变化，晚发一天，便又要多受损失。何现伦的意思是，工资迟早要发，拖也不是办法，为何不早发呢？“我不知公司的作风何在？这些地方，职工何能原谅！”（1947年8月16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