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我所知道的华罗庚与陈省身
作者：徐利治 袁向东 郭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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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那为什么请何鲁审稿呢？
徐：他有名气，又是中央大学的老教授。学界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何鲁写的评语非常好。由于他不是数论专家，他是否吃透书中的内容也很难说。不过，他的话是很起作用的。当然，华先生也发表过很多论文。他的“堆垒素数论”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工作，在国际上也有地位。当时国内没有别人在这个方面可以比上他。
访：华罗庚得奖后，其他数学家有什么反响？
徐：议论是有的。华先生得奖后，国民党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昆明的各种小报也刊登得奖的消息。陈省身先生当时说，连街上修皮鞋的人和小店铺的店员都知道华罗庚的名字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报纸把华罗庚宣传得过分。当年国民党时代，社会风气是把一点东西吹得很大。陈先生的话有些道理。许宝騄先生也讲，他对当时把数论捧得这么高不以为然。他说，数学中重要的东西多得很，数论也不过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这可能是针对华先生的“堆垒素数论”得了一等奖说的。
访：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离现在已有很长时间了。我们这些隔代的局外人，也能想象和理解底下会有种种议论。
徐：当年获得一等奖的还有冯友兰。国民党把华先生与冯先生到处宣传。而且当时不少报纸上都在神化般地宣传华先生。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只要有引起市民好奇的消息就喜欢登。
访：我们看到一个材料讲，设在西南联大的新中国数学会，在1942年6月3日晚举行茶会，庆祝华罗庚与许宝騄得奖。不知西南联大数学系对华先生得奖有没有搞庆祝活动？
徐：我当时在叙永分校，还没有到昆明。我是在四川看报纸知道这个消息的。有些人也在传华先生得奖的事。庆祝活动可能是有的。
访：华先生得奖后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什么反响？
徐：华先生得奖后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是很出名的。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对他很崇敬。争着选修他的课。当时西南联大数学系的学生很少，上华先生数论课的学生就有十五六个人。这与他得奖有关系。选陈省身先生的课的学生，超不过十人，一般只有五六人。
访：华罗庚与陈省身都受到过清华数学系的培养。清华的熏陶对他们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都有哪些影响？
徐：清华数学系的培养对华先生后来取得重要数学成就应该很起作用。陈先生虽然在清华读研究生，但恐怕是德国、法国的教育对他更起作用。布拉施克（Wilhelm Johann Eugen Blaschke, 1885—1962 ）、嘉当对他的培养很关键。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刘晋年先生教过我复变函数。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是陈省身的师兄弟。他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来的。他说，他当年出国留学的机会没有陈省身先生好。他说陈省身留学占了便宜。一个是，陈省身遇到了布拉施克。布拉施克是几何方面的权威。后来布拉施克推荐陈省身跟嘉当学习。这个机会更好。当时嘉当的那套活动标架法和外微分形式等一套方法越来越成熟。嘉当是这两方面的创始人。陈先生到法国学完这些东西以后，回过头来一看，在国内学的射影微分几何就显得落伍了。他说苏步青先生的许多工作都是比较平凡的。他好像用了“肤浅”两个字。
访：数学在发展，评价也会变化。
徐：随着数学的发展，有了新进的东西，再看过去的老东西，当然会显得简单了、平淡化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数学发展了嘛，是不是？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华先生对陈建功先生的工作也是有看法的。当时，浙江大学的陈建功与苏步青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学生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华先生与陈省身先生都认为，陈建功先生等是在“按照归纳法搞研究”。什么叫按照归纳法做研究呢？比如搞傅立叶级数求和法，先搞C1。 C1搞完了，再搞C2。搞完了C2，再搞C3、C4，等等。按照归纳法，这样下去无穷多的文章都可以写出来。陈省身先生还说，浙江大学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好像是一架机器似的，放进去，一摇出一篇文章（加动作）。意思是说，浙江大学出东西太快，而且都是老一套。华先生也跟我说过这个意思：浙江大学的分析，专搞傅立叶级数求和法，已经按照机械化的形式出文章了。文章出得很多，倒都能发表。只要人家没有做过的都能发表，但价值、意义是另外一回事了。
访：在西南联大数学系，除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这“数学三杰”十分突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突出的数学人才？
徐：应该提到的是两位从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来的教授，一个是程毓淮，另一个是蒋硕民。程毓淮与蒋硕民先生都是北大的教授。他们都是通过江泽涵先生请来的。蒋先生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程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十五年前回国时，我在长春还接待过他。听说，他现在也去世了。这两个人学问很好，但不大写文章。因为他们不怎么写文章，也就没有什么名气，报纸也不会宣传。他们在哥廷根大学听过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库朗（Richard Courant，1888—1972）的课。哥廷根大学当时是世界数学的一个中心。程先生去美国后也做了一些工作，得到外尔（Hermann Weyl，1885—1955）的称赞。江泽坚在《中国现代数学家传》里写过他的一篇传记。我在西南联大听过程先生的高等几何课。那时学生们传言，程先生说华罗庚先生发表的有些论文仅相当于哥廷根大学的数学习题而已。这话对于华先生当然是贬义的了。华先生在我面前也说过许宝騄先生。他认为，许先生搞得太窄了。他说，许先生整天专搞distribution。许先生在背后也说数论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中国这个社会，你们知道，文人相轻的风气是很盛的，西南联大也不例外。
访：中国科学家在接受西方科学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摆脱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习俗的影响。
徐：我的印象是，中国在解放前，文人相轻的风气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我碰到的国外的一些著名数学家，也有互相瞧不起的现象，但不像中国这样严重。在旧大学，分系统、分派系的现象也很严重。西南联大的教授有不同的流派，如留美派、留德派等。而且，不但各流派之间不合作，就是一个流派的人也大多是各干各的。
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数学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制约。除此之外，动荡的中国社会是不是也对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徐：我想，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确实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的数学家，并有少数数学家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在一二个数学分支上做出了杰出的工作，能在国际一流数学杂志上频频展示成果而已。他们并不像希尔伯特、庞加莱等能在多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开拓性贡献。华罗庚、许宝騄、苏步青、陈建功等老前辈均是如此。而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数学家并没有把近代数学的诸多分支学科整个地搬到中国来。西南联大数学系在当年国内的数学机构中师资阵容最强，但并没有人讲授泛函分析、测度论、勒贝格积分论、函数逼近论、一般拓扑学、代数数论等在国际上至少一二十年前已出现的数学新学科。许宝騄先生在西南联大数学系开设的概率论课程，并不包括随机过程论。他也没有用测度论来讲概率论。陈省身先生讲授罗网几何，也只是介绍某个分支。他自己的精力也只在某个分支上。可以说，当时中国数学界尚未能将国际上最新、最现代化的、十多年前已经出现的知识系统地传播过来。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数学家还没有深厚的基础、精力、足够大的魄力在数学的多个分支上攀升至前沿，并将国外最现代化的数学全面消化后传入中国。陈省身先生曾说，中国本土的数学家再努力只能追求成为“罗汉”而已，不可能成为“菩萨”（黎曼、庞加莱、希尔伯特等堪称“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