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我所知道的华罗庚与陈省身
作者：徐利治 袁向东 郭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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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根据陈省身先生写给您的信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于是否回国也犹豫不决。他在1950年1月的信中说：“近友人又信电促归。弟本无意在国外久居，但怕回国管行政，以致踌躇观望耳。”而且，他当时十分关注国内局势及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如陈先生在1951年7月给您的信中写道：“国内一切进步，时得报道。此间图书馆有科学院中西文出版品，有时并可得读国内报纸。现在战事结束，进步当更迅速。兄于此时返国，使命甚大。个人工作外，尤盼能多提携后进。新进之培养实为建国期中之急务也。”陈先生自述没有回国的一个原因是怕管行政。据您所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徐：我听苏步青先生说过，解放初期国内的二十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陈省身先生回来。陈先生表示婉谢，而且说他当时已经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这所大学的数学系主任斯通（Marshall Harvey Stone，1903—1989）挽留他在数学系任教。斯通在世界上是有名的数学家。抗战时期，他到过中国。我认为，陈省身先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是偏右的。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是三青团的头头陈雪屏的好朋友，他们总在一起打桥牌。而且，华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更不会回来了。我前面提到，陈先生同华先生一样也是入世派，不是出世派。他是想当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的。但所长的位子只有一个，华先生已经坐了，陈先生回来后就不可能坐了。而且，陈先生也不会跟华先生竞争这个所长的职位。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条件、环境、待遇也很好。他知道，他回来后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三、徐与华罗庚和陈省身交往的片断
访：2000年11月12日是华罗庚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日。那天华先生的许多学生和朋友都到了他的故乡江苏省金坛市，参加了纪念活动。您在会上作了回忆华先生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您回忆了您与华先生在西南联大的一些交往。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您与华先生的交往，特别感兴趣的是西南联大结束以后的事情。
徐：我在英国留学期间（1949年7月至1951年9月）与华罗庚先生多次通信。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先生不断地鼓励我刻苦读书，学真本领，日后为国家做贡献。他对于在国外取得什么学位并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新中国将对‘镀金’、‘头衔’等予以丢弃，唯有真才实学是国家的宝贝。现在国内的政治问题已不再存在。望兄好好的、切实的多读些书，多学些学问，为将来的学术建设而努力。”
访：华罗庚先生是早于您回国的。他是在1950年3月，您是在1951年9月。1950年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决定让华罗庚先生担任数学所所长。郭沫若院长两日后签发同意。1951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发文数学所筹备处，要华罗庚“先行来院主持工作”。也就是说，华先生从这天起任数学所所长的事已基本板上钉钉。此后，华先生是否有意让您回国后到数学所工作？
徐：1951年1月17日，华先生从段学复先生那得知我要回国工作的消息后很高兴。当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工作。他在信中说：“今天由学复兄处知道你快回国了。这是好消息。最高兴的当然是我了。国内的一切展开，最需要的是忘我的刻苦的工作精神的人。当然在解放军里，在工厂企业里，在政府里已有不少，但科学工作者群里，还不够多。所以你的回来，无疑地会有重要的影响的。当然工作岗位不必我来替你操心，但我希望我们能在一道工作。如果需要我预先计划和准备，请你来信。”后来，华先生还跟我讲过，你回来要想做研究就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你要喜欢教书就到清华大学。段学复先生也说，可由我选择在清华或者科学院工作。
访：后来您为什么选择了清华大学而没有去科学院工作？
徐：我对清华是有感情的，对它的印象也很好。而且，我觉得在清华一边教书，还可以一边做研究。这对研究并不影响。当时，清华的图书资料很好，很充分。我觉得在大学不见得比在中国科学院差。在科学院，做研究时间比较充裕。但是，在大学里可以接触学生，讲课。在我看来，我回国后通过教学也增进了很多学问。这就是教学相长。比方说，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对于泛函分析只知道皮毛。后来在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各种课都要开，广义函数论、泛函分析、巴拿赫空间等都可以开。开课之前，自己需要作准备。准备就是自学呀！通过教学以后，搞得更懂了，更好了。学问也长进了。我现在体会到，很多学问是通过教学相长得来的。从数学史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国外数学家都在大学教书，很多成绩都是在大学完成的。希尔伯特没有离开大学，庞加莱没有离开大学，很多一、二、三流的数学家都在大学工作。
访：西方基本上是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块的。
徐：在科学院整天坐办公室，做研究，没有教学负担，当然效率会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教学生，当然后来有研究生更好了，对于搞学问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解放后我们向苏联学习，教学质量、课程要求、门类比解放前的多得多。这使我们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当然，教学工作要花点时间，但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我觉得没有后悔。唯一一点，是搞运动、开会。我想科学院系统也一样要搞各种政治运动，是不是？政治运动耗费时间太多。这完全是浪费。
访：在您送给我们的书信中，有华罗庚先生在某年元旦与元月2日分别给您与唐敖庆各写了一封信。华先生在给您的信中说：“我服从组织，并无己见。中央当能全面考虑，使弟在优长最多发挥及最易发挥处工作。”他在给唐敖庆的信中写道：“尊兄所提‘数学研究所能否让您离开’一节，是一问题。我是无法肯定答复的。就主观看来，跟我做研究的这些青年们势难不顾而去也。总之，今年春节附近，政协开会之后，高等知识分子一定会更合理地安排一下也。”从这两封信来看，似乎是您和唐敖庆事先请华先生离开数学所到别处工作？您能否讲一讲此事的来龙去脉？
徐：这两封信是1956年1月写的。在这之前，华先生参加了钱三强先生作为团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从苏联回来后，他们在长春的宾馆住了几天。当时东北人民大学请他们作报告，华先生也作了报告。他和匡亚明校长见了面。匡校长跟我说：“你下次到北京去跟华先生讲，希望他来做副校长。”匡校长还说：“我自己再过两年不当校长以后，可以让华先生做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匡校长让我给华先生带口信，并把他写的信带给华先生。后来，华先生把信给关肇直看了。关肇直对我和这件事情很有意见，他知道我是党员。他埋怨我，为什么党内不事先通通气，而是背后帮助东北人民大学拉拢华罗庚去当校长。
访：为什么华先生后来没有去？
徐：华先生考虑比较多。一个原因是，他是民盟的中央委员，在北京的社交面比较广，而到东北人民大学不就相对孤立了吗？我把信和口信都带到华先生的家里。匡亚明校长很有魄力。他说，华先生做两年副校长后，他可以将校长职位让给华先生。当时，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唐敖庆也知道这件事。他动员华先生，希望他去。从华先生给我的信中所说“我服从组织，并无己见”，可以知道华先生尊重组织决定，组织观念很强。这与思想改造运动对他的影响与反胡风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更加小心了有关系。
访：我们看到，华罗庚先生与陈省身先生在新中国刚成立后给您的信中都提到您关于连续统假设（Continuum Hypothesis）问题的研究。当时，华先生认为这是个“难题”。陈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们似乎都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