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日本真相》（选载之一）
作者：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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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问：“日本报纸常有‘日满支’字样，这是中国人最不痛快的！中国的东北四省，日本人故意叫他做满洲，我在日本做学生时，看见日本报纸上有满洲等字样，最初我不甚了解，因为我在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洲的字样，这完全是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毒计，请问先生也认为‘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近卫答道：“日本除极少数无识者外，大多数人皆无有要把中国造成第二‘满洲国’的意思，如‘满洲国’那样的国家，是不成什么样子的。不过此话只能作为我与你之间的秘密谈话，不然外人听了，必生极大的问题。我可以明言，日中两国自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不过过渡时期，有许多不痛快的事，一时或者难免，此则双方皆须忍耐。努力日中两国国交，可以说是我的先人留下的遗言，决不会忘记！”
我在3月11日由神户乘美国邮船格非尔总统号回香港。这条船是直接由神户开往香港，在上海不停留，所以容易保守行踪的秘密。3月16日抵达香港。第二天，即有朋友要我到河内去，恰在那时我病了，所以我写成东行报告，托汪夫人（她将于19日乘飞机去河内）带去，另外有一封信是我起草给汪精卫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和我都签了名。信主要说明日本之诚意仍不够，我辈做积极的和平主张，今后一切尚待静观，不能有任何行动，因为我对日本人的甜言蜜语一向不敢多相信的。未料汪太太到达河内的第二天，汪宅发生谋杀案〔12〕，汪的最亲信秘书曾仲鸣因伤而死，曾太太及汪的侄子亦受重伤，而汪氏夫妇仅以身免。汪是最富情感而最易冲动的人，于事变之第二日，即来电要求赴北平帮王克敏〔13〕之忙，从速恢复中日和谈，以贯彻他的主张。当时我的主张是，倘若河内不能再住下去，最好赴欧洲休息，极力反对他向东走，因为一旦东去，等于溥仪出关，最危险不过，结果则欲罢不能。当时知汪最深、与汪历史最久的人陈公博对我说：“现在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而且曾仲鸣一死，赴欧事则极度困难，因为过去汪之出走，一切皆由仲鸣料理，今仲鸣一死，出洋一层事实上已不可能，徒增汪之伤心。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分两层去做：第一，我们反对汪去北平；第二，我们答应汪先生来香港或去上海。这样，或可减少汪的反感和伤心，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当时我们以为陈的话很合乎情理，大家都赞成，就照他的意思，拟了一个给汪的电报，告以我们正在设法接他来香港或去上海，但北平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特务人员开始大肆活动，到河内去的当然很多，同时我们几个极少数的朋友之中，也意见不一致起来，周佛海、梅思平主张速干，马上离开香港；陈公博、陶希圣主张慎重。我呢？表面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这几个朋友之中，我是吃过日本人苦头的，凭我过去的经验，当然是偏于慎重，不过我那时候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不敢轻易表示意见。陈公博以为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最密切，我一定是主张干的人，后来他托他最亲信的朋友何炳贤〔14〕君来和我试谈几次，才知道我是极端主张慎重的。这时候，周、梅和陶因为主张不一致，时有口角，我呢？则保持中立。当时我的用意是想维系朋友们的感情，有事大家好好商量，而对外则极力想推迟汪的行动。
当时我的日本朋友犬养君已和日本陆军少将影佐探知汪宅被刺案的消息，不等我们的同意，已有日本汽船公司的货船“北满丸”由东京直接开往河内，他来电约我到河内晤面。我不但不去，还发电阻止他们去河内，同时我又发电给汪，请他无论如何不能在河内接见这两个日本人。同时我又约请中国名流杜月笙见面，请他以在野之身设法减少汪的冲动。这两位日本人是用商人的名义去河内的，他们所坐的船是五千吨的货船，对法国人说是收拾破铜烂铁来的，所以法国人不提防。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接洽结果是，香港当局声明，汪来不负保护之责。如惊弓之鸟的汪氏，不能到这不肯负责保护他的香港来，所以剩下来的路只有上海一条。因为汪在法租界有房子，法租界不能算是日本占领地，法国当局和汪个人的感情亦不坏，所以当时我的朋友们一心一意赞成他到上海去。但是我总觉得不妥当，十分迟疑。有一天晚上，我和公博在九龙林肯道曹君处谈天，我就提议和公博二人再去一电报给汪，做最后之劝阻。公博说，与其联名打电报，不如分别去电，因为彼此分别去电，在汪看来，我们两人意见不约而同，或者效力大一点。我第二天就发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劝汪氏再作考虑，取消东行，最好到欧洲去，不然迁居西贡或其他地方亦可。
那时候，犬养、影佐已到了河内，直接要求见汪，同时来电要我去。我就发了一纸恳切的电报，请他们不要骗汪去上海，大意是：
我东行的结果，知道日本并无充分的诚意，所谓日本已经因中日战争而觉悟，乃特务人员之外交辞令，无法可信，已上台的北平王克敏，近来天天对人流泪，说上了日本人的当，所以我不愿我的朋友汪氏再做第二个王克敏。还请你们先去弄明白你家中事，以后再说吧。
同时我仍电请汪勿见这两个日本人，以免麻烦。我这个给日本人的电报是请汪转的。当时汪以为我这个电报太不客气，不必送去，不过当时我派在汪处的代表周隆庠〔15〕君主张送去，并说我对日本一向如此的。
周佛海、梅思平二人要到上海去候汪，并请我同行，而此时我暗中尚设法阻止汪的东行，这时候我的处境非常困难。一天早晨，我果然接到陶希圣君的亲笔信，大意说，“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汪先生，我愿意双腿跪在你（指我）面前，请你救救他”。这封信我并没有给第二个人看，看完了之后就用洋火把它烧了，现在我是第一次披露这封信，因为我自信，我的意思和陶君一样，所以用不着和其他人讨论或商量。汪当时决意赴沪，但尚欲守住两点：
一、不坐日本船；
二、不住虹口。
他在河内雇了一只七百吨的法国船，预定坐这只船直放上海。
4月27日汪离开河内。在临走的前天，因为犬养、影佐和矢野三人的再三要求，汪接见了他们。犬养代表政府，影佐代表军部，矢野代表外交部，这三位日本人见了汪便号啕大哭，汪氏亦流泪。所以这一场见面，除彼此相对而哭，并无任何说话，但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
汪所坐的七百吨法国船和日本人的北满丸先后由河内出发。中途遇到飓风，因此汪的小船与那五千吨的日本船失去了联系，听说曾一度被风吹到日本所占领的一个海岛上，有一日本海军大佐曾登船来检查，差不多被日本的海军扣留，结果是由日本派飞机在海面搜索才发现。找到了以后，他们也只好由小船上了日本的货船北满丸。这时候，周、梅两君已到了上海，而且接受日本人的意见住在虹口，我们在香港十分失望。5月1日，杜月笙氏来劝我说，无论如何勿去上海，态度十分诚恳。他是一位上海的名人，他生平不做官，也没有多大学问，但是他是很讲信义的任侠，所以有许多人佩服他，同时也有许多人怕他。他劝我勿离开香港，只要我在香港，我的安全，他拍拍胸膛说可以替我负责。我也很坦白地告诉他，上海我是要去的，因为我们的几个朋友当初大家一致主和，现在他们去了，论友谊说，我不能单独留在香港，不过我有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他们若到南京去做傀儡，那我一定不干的！不但不干，届时我一定会有明显的表示。这是1939年5月1日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我的住宅九龙林肯道六号说的话。
5月3日，我乘日本邮船会社（N.Y.K.）的龙甲丸离开香港。5月2日晚七时，我从九龙过海到香港，日本三菱银行的支店长本田君来接我，当天晚上，我就住在本田君家。第二天早晨，由三菱公司的专用小船把我送到龙甲丸。同行的有一日本陆军大佐一田。他说，他用假名在香港开“铺子”，实际上他是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个人，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日本人组织的严密与宏大，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分的。当时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来送行，上了船之后，碰见由河内回来的矢野君。船上很寂寞，矢野常到我的房间谈天，因为要保守秘密起见，不出我房门一步，东西也是拿到房间内吃的。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尊王攘夷同时并进的议论，当时的日本攘夷论，就是今日的中国抗日论，幸得当时日本的先辈观察时局十分明白，把攘夷论镇压下去，也因此牺牲了不少爱国志士的生命，但就今日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对的。贵国今日统一与抗日并进，非常危险，他请教我如何收拾战局，并表示很佩服蒋委员长及中国抗战的力量，似乎十分诚恳。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是主张中国问题早点解决的人，同时我也是反对傀儡政权最烈的人。日本若要用傀儡则是另一问题，若真欲求得东亚的和平，则非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去讲和不可。事后我才知道矢野这一番话，是受了军部的命令来试探我的，当然我并不怕他的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