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日本真相》（选载之一）
作者：高宗武
字体： 【大 中 小】
5月5日，我们乘坐的船到了上海，日本的晴气中佐来接。晴气的名字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是从前日本派在绥远的特务工作人员，我在外交部的时候，曾经为他破坏中国的种种行动，向日方抗议了不知多少次，所以对他的印象非常之坏。当时我的朋友周佛海、梅思平住在虹口，他们的住宅四周，都是穿中国大褂的日本宪兵保护着。我看了非常伤心，所以要离开到租界里去，日本人说租界有暗杀团。我即厉声地反问：“你们以为被日本宪兵所保护的中国人，会解决中日问题吗？”在我的坚持之下，只有让我出来，他们要派便衣宪兵随我走，我也拒绝了。当时我的朋友梅君和周君被日本宪兵跟住了，他们出门时，汽车里总坐一名或二名宪兵。
第二天汪到上海。日本人也在虹口为他预备了房子，他最初不肯下来，结果影佐和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到船上去看汪。汪提议说，他要亲自到东京去一次，可坐原船去，比下来住在上海好。若东京有诚意有办法，我们就继续努力，否则就停止算了。他说这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船上所考虑的，应否去东京，要我替他决定。他对船上的日本人非常赞许，说没有一个人来麻烦他。汪注视着我。我说只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到东京去，就是你准备把日本的和平条件拿到手之后，马上飞回重庆去，若没有人和你同行，我可以陪你到重庆去，不然则东京是去不得的。当时汪夫人厉声厉色地对我说：“你是想把汪先生送到重庆去受罪，人家想杀汪先生都杀不到，你竟主张把汪先生送去，这个办法我不赞成！”我说：“只有这个办法。汪先生和普通人不同，他的行动和我不同，要特别慎重，就是人家要杀我们，也只有让他们去杀，否则只有不去。我相信重庆不会杀汪先生，若汪先生有这样的精神，任何人不会杀汪先生的。”在这紧张的空气中，我们的讨论毫无结果，最后汪氏也只有接受日本人的意见，暂时迁入日本人替他预备的地方，因此我的问题也就来了。
我当时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因为我反对汪赴东京，以及自己不肯住虹口，同时又劝汪马上搬回法租界家中去；法租界的房子，只要在防御方面略下点功夫，也就可以住。同时我约了犬养、影佐来，很恳切地和他们谈，说这和平运动的动机本来很正大，尽管有人唾骂，但也有一部分人现在是同情的，将来可以明白。不幸河内发生事件，汪先生冲动之余，把一切所预定的计划都改变了，现在汪先生住在虹口，就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这是敌人的占领地，中国人民不会相信在日本军人保护之下，汪先生会使出什么于国家有利的力量来。彻底地说一声，今日的汪氏，已和王克敏、梁鸿志〔16〕等中国人所唾骂的汉奸很难区别了。这样下去的结果，徒然牺牲了以日本为友的人，于事则毫无好处。我极端反对汪氏到上海来，住虹口，到东京，这样地下去，一切都完了，以后没有第二个再谈和平，因为这和平的结果，是请日本兵保护自己的安全，我实耻之。现在和汪氏来往的这一班人，都是在上海最无用的马路政客，想利用汪精卫、利用日本人来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至于中日的前途如何，他们连想都不想的。汪氏个人冲动太厉害，也忘记了一切，把救国的动机变作个人复仇的工具，日本若仅欲利用汪氏，以达到日本的特殊目的，日本也要知道，汪氏一到虹口日本之占领区，即变作王克敏、梁鸿志，连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故今日之汪氏，已非昔日之汪氏了，我是汪的朋友，同时我对汪此次主和要负一部分责任，所以我为朋友、为国家，我是极端反对汪离开河内后的一切行动。陈公博、陶希圣尚在香港，我可以说，他们也是极端反对汪这样干的。你们要知道，上海最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他“过桥去了！”因为过了北四川路的桥就是虹口，是没有出息的人才去的。
影佐听了我这一通话后，说有道理，又声明日本不欲利用汪氏为傀儡，就没有其他表示了。
犬养对我的话似乎很同情，他的表情好像说我的话都对。但是我那时候已十足的看出犬养是日本军部的傀儡，日本军部知道中国人不相信日本军人，所以拉犬养出来以达到其欺骗的目的。犬养的父亲做过首相，就是被刺的犬养毅，在中国有相当的信用。犬养健乃一介和平的书生，所以日本军部就选中了他，利用他来和中国人办交涉。
汪在虹口住了三星期，至6月1日才动身。他之所以在虹口住了三个星期，是完全等他们在东京的布置，大概那时候日本的意见也没有一致，所以汪不能马上就去。在这个三个星期内，汪在上海接见许多上海的无聊政丐，这班人是无聊的，见了汪除骂一番重庆的抗战之外，皆说汪是中国的救星。但也有泼冷水的，说日本人如何没有信用，如何靠不住。汪在被人家泼了冷水之后，就约我去谈，我也总是危言力争的。有一次，一位从重庆行政院来的张锐君，他是清华大学毕业而后去美国的留学生，他在见汪之前先来和我谈。他问我：“日本人的诚意究竟如何？”我说：“我在河内时曾告诉汪先生，最多只能有百分之五十，至今日，我又减到百分之三十。日本人是靠不住的，我们这班人有上大当的可能。”后来他去见汪时，汪约他参加和平运动，他对汪说：“你们的许多人中，和日本关系最密切的是高宗武君，知道日本最清楚的也是高君，这是外面所公认的，但是他的看法最悲观，而你们各位的看法反乐观，这是何以故呢？”后来汪、周、梅来责备我不但不肯拉，而且把已拉得来的同志赶跑。
6月3日，汪动身赴东京。
注释：
〔1〕二千万商业借款。1938年，财政部高等顾问陈光甫受政府之命去美国借款，最后签订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即由中国复兴公司和美国世界贸易公司负责购销中国桐油，用以偿还债务。
〔2〕最亲信的日本朋友，指犬养健，此人早年与高宗武为日本帝国大学同学。日本投降后他们仍有书信来往；犬养健之女道子曾专程赴美看望高氏，笔者另著《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有专文记此事。
〔3〕近卫，即时任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麿。
〔4〕今井，即今井武夫，时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和第四课课长。
〔5〕梅思平，浙江永嘉人。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从逆后，历任伪工商部长、实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和内政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捕，因汉奸罪判处死刑，1946年9月14日在南京被枪决。
〔6〕这个人，即指陈公博。曾是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重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任伪立法院院长。汪精卫病死后，继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投降后亡命日本，后被引渡回国，被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枪决。
〔7〕安南，即今越南。
〔8〕汪氏主和通电。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为响应同月2日《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发出的“艳电”，彻底叛国投敌。
〔9〕其中一封是汪致近卫文麿的信，全文如下：
近卫公爵阁下：去岁11月3日读阁下关于时局之高论，感两国前途得好转之机。及12月22日，复读阁下之郑重阐明，深以为解决两国当前纠纷，树立东亚永久和平，于此已得其基础。兆铭前此数年承乏行政，日夜彷徨，求所以挽回劫运之道。及前岁七月以后，两国不幸，竟至兵连祸结，尤所痛心！今者得阁下热诚热烈之表示，两国有志之士，庶几有共同致力之途径矣。敝国目前最感迫切需要者，为必须有统一而健全之政府，而此政府尤必须能与贵国立于平等之地位，如此始能得全国人民之了解与信任，向共同目的而共同致力。倘敝国以内无统一而健全之政府，则各个破碎离立，无担负责任之能力；倘此政府对于贵国为从属之关系，则此政府根本失其存在之意义。兆铭深知敝国人民实无与贵国为敌之意，惟皆以为友则存，为奴则亡。与其为奴，不如举国同归于尽。此种苦心与决志，如能得事实之能释，使敝国人民知两国友好非无其道，则兆铭深信从此必能解决两国当前纠纷，树立东亚永久和平。此当披沥为阁下告者也。兹谨托同志高宗武君晋谒台阶，深致敬意，并布愚衷，尚祈惠而教之，是所至荷。专此，敬请
勋安
汪兆铭谨启二月四日
〔10〕黄群，字溯初，化名郑楼。1940年1月3日，高宗武从上海逃出，脱离汪伪集团，投向抗战阵营，黄氏是重要的策划人。
〔11〕板垣征四郎，为日本陆军军人中最握实权者。1941年9月12日，高在美国为驻美大使胡适写过一份《关于对日宣传事项》的材料，其中述及板垣，认为“欲攻击日本之武阀政策，以攻击陆军之板垣系收功最大，最易引起各方面之同情”。
〔12〕汪宅谋杀案。1939年3月21日深夜，军统特工陈恭树率行刺小组冲入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寓中，欲刺杀汪精卫，结果误刺汪的秘书曾仲鸣，曾伤重而亡；另曾妻方君璧、汪氏内侄陈国琦受伤。
〔13〕王克敏，字叔鲁。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财政部总长、中国银行总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经委会主席。时任伪北平临时政策委员长。
〔14〕何炳贤，陈公博的亲信，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后随陈公博从逆，任伪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
〔15〕周隆庠，原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后从逆，任伪外交部司长，常务次长、部长。
〔16〕梁鸿志，字众异。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沪宁沦陷后投敌，组织伪维新政府，任行政院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