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诗人王小波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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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五八年上到小学三年级，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给我念他作的诗：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还告诉我，到了共产主义，窝头的眼会变小，吃了顶饿。
我们很难想象海鹰在受了眼前这个被公认为落后青年的反教育后会没有触动。
长枪在王小波的文本中有男性生殖器的寓意，而在王二的叙述中，海鹰肯定也“中毒”了，她最终能轻松地把玩王二的生殖器在于王二对海鹰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地进行的，首先是海鹰出于“革命感情”带着王二去治疗他的痔疮，王二退掉裤子露出屁股后，男人肉体的生猛肯定刺激了她；而几乎与此同时，王二也偷看了海鹰抽屉里的月经带。所以诗人接下来描述二人的性爱也就水到渠成。我们读到海鹰对男性生殖器的神秘性的感慨，其语言表达方式仍然是王小波特有的幽默：
那一瞬间像个楔子打进了记忆里，把想象和真实连在一起了。后来她常常拿着他的把把（注：男性生殖器）看来看去，很惊讶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东西——瘫软时像个长茄子，硬起来像捣杵。它是这样难看，从正面看像一只没睁开的眼睛，从侧面看像只刚出生的耗子。
上帝在宇宙中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器官——一是大脑，二是生殖器，前者的伟大性在于宇宙有了自我反思的物质集合体，后者的伟大性在于这个反思宇宙历史的集合体能够不断地繁衍下去。这两个器官反映了上帝创造宇宙历史的本欲。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似乎已经有了新创作的性爱文学，由于它们始终没有成书，似乎一直在传说中；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可以合法传播的便是流行音乐和世俗文学。现在我们若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流行文艺，除去怀旧的亲切感而就艺术本身分析，其艺术价值是贫乏的，但无论是大陆的流行音乐还是港台而来的“靡靡之音”，其共同的特点便是对青年人原始情欲的撩拨。人性的觉醒不是首先从思想上否定“文革”的一系列蒙昧主义，而是以天然的“蒙昧”——性欲——来反驳革命话语的霸权——历史本身的深刻性往往超越正在进行的历史中人的理解力。应该承认那种专门以迫害人为快乐的卑鄙人性的确存在于某些人中，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就人类大部分成员来说，生物进化都赋予了他们心灵以善意，而且由于任何人都被上帝赋予了父母与子女关系，他在对他母亲慈祥面容的观望和对自己孩子天真眼神的打量中都自然地理解到上帝赋予人类的善性。而他自身的“阿几里斯脚踵”——性心理的存在使他不能以革命理想主义把自己修炼成一个“特殊材料制造”的“革命金刚”。人性最基本的情感就是——爱与被爱，把人类机械地阶级化，这在一个对人性有起码洞察力的人的观察中总是不能彻底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原始之爱呼应世俗文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出身无产阶级的高贵和出身资产阶级的卑贱——以这样的形式被消解了：右派的女儿征服了革命家庭的成员，地主成分的青年赢得了贫农出身女子的爱——这里不需要太多思想批判，因为青年们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满足情感的方式使那种贴着“科学”标签的蒙昧主义阶级论显得极端愚昧可笑。
“原始的爱”就这样把王二与海鹰这两个“对立阵营”的人绑在了一起——上帝无所不在也可以在这里得到理解。当然，性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在于对乌托邦运动的反拨作用；但思想的建设不能靠性欲来完成，它至多是清理出一个理性的起点。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们从海鹰身上仍能感受到她接受王二思想的不彻底性。实际上，刻板的教育的确早已触及她的灵魂并生了根，甚至在对性欲的表达上也还有影响，表现在她渴望受虐的变态心理。由于在流行文本中没有健康的性教育，她（海鹰）是在革命者遭受敌人毒打、强奸、辱骂而坚强不屈的话语中领悟性意味的，这使她一开始就把性的意义与虐待联系在一起，所以当王二与她性交时她渴望被虐待。这实际上是施虐狂激发出来的受虐狂心理，她似乎只有在自己被虐待中才能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性欲与革命的联系在她身上微妙地体现出来。
（三）未完成的思想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王小波不属于理想国，他是理想国的叛逆者。在西方语文中，诗人在古典的意义中固然代表一种高贵的、天才的品质，但在现实的意义中又与乞丐、妓女、流浪汉联系起来，诗人的意义因此很丰富。王小波告诉我们他的留学时代有过阅读维多利亚时代性爱小说的经历，在我看来，一个饱受摧残的人群往往在不经意的言谈中道出对人生的深刻领悟。王小波也有这种不经意的深刻——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时代意识对青年人心灵的强暴中沉沦，这是王小波的不凡之处。他渴望自由思想的思维乐趣，但时代却压抑他，使他的渴望更加强烈。
那个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的最广义上——的状况是，有思想的人不能搞哲学，有文化的人不能从事写作，因为权力者有太多理由把枷锁戴在天才身上。既然只有平庸才能苟活，对死亡的恐惧就使平庸有了吸引力。在“文学”的狭义上，现代中国作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学家的写作技巧，但文学绝不单是技巧，也不单是故事；曲折的故事情节能吸引一些读者的注意力，但仅此而已。
不过历史对蒙昧的否定终于使天才有了发言的可能，王小波的文字告诉中国读者——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对蒙昧主义的观念给以反驳，而不是不自觉地运用那习以为常的观念。王小波受了他父兄逻辑学研究的影响，这使他对思维本身的反思超越他同时代那些愚昧无知的作家。王小波不仅是少有的几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文理兼备的、有哲思的思想家，他不是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通晓文史掌故而对数学物理学缺乏兴趣的文人。哲人与文人有相通处更有本质的不同处，把现代逻辑思维结合到宇宙论并进而思考人类生存问题是哲人沉思世界所禀赋的高贵素质，而不完全是学科取向的所谓全面性的专业选择意义，尽管宇宙历史和人类道德都不能还原为数理逻辑。从王小波引用过罗素的话——世界可分为两件事：移动某些物体，令人移动某些物体——使我们意识到他对世界的洞察力，能在浩如烟海的语句中发现这句话的深刻性，说明王小波认真思考了世界。而许多现代文人都不知道“世界”意味着什么，读上他们所写的两三行东西，无论他们多么有名，都可判断出他们尽管学了些语言技巧或教科书的知识甚至显得很博学，但由于先天性地缺乏悟性与哲思，其灵魂依旧狭隘，除了堆砌辞藻的本领，其见识并不在路边的修鞋匠之上；他们也引用很漂亮的语句，但一望而知是装点门面或鹦鹉学舌，而精神中没有敏锐的灵犀。一个人能挣脱杂乱无章的文本的干扰，尤其挣脱时代的流俗意识，有自己的主见，仿佛是古希腊或中国先秦哲人的灵魂复活在自己身上，给世界一个直入本质的观照，才配称得上诗人哲学家。
我们不仅能从王小波的小说中感受到对蒙昧主义进行批判的精神，在他的随笔中也见出一个思想家正在起步的迹象。王小波的思想不是研究生为了论文答辩而熬夜挤出来的规范文本的文字堆积，而是从他不算长的一生经历中领悟进而从心灵中流溢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充满了霸道，王小波说：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
“文化大革命”用愚蠢约束聪明、以简单否定复杂、以群氓“启蒙”精英——这在王小波看来简直是黑白颠倒：
一切价值判断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越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
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人所犯下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