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诗人王小波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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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在“文革”中，军代表、革委会主任、政治思想工作者也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大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之相信自己之具有神通在于他们坚信——只要皈依了“科学”自己就具有了把知识分子置于被改造对象的高标地位，以他们混沌的低智来限制智识者的复杂性思维。他们用那从口号中学来的简单肤浅的思想为真理标准，而把他们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命名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进而消灭之。在他们想来，那些深奥难懂的思想既然他们听不懂，就肯定是谬误，而对待谬误就要像消灭病毒一样彻底消灭。他们的“政治教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简单的头脑比复杂的头脑更先进、愚昧比文明高尚、无知比智慧美好。王小波写道：
我有位老师，年轻时对现代语言学很有兴趣，常借些新的英文书刊来看。后来有人给他打了招呼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会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我们的语言学要以一位前苏联伟人论语言学问题的小册子为神圣根基——而你现在正背离这个根基。我老师听了很害怕，后来就进了精神病院。他告诉我说，自己是装疯避祸，但我总觉得他是真的被吓疯了，因为他讲起这件事总带着一股胆战心惊的样子。这位老师后来贫困潦倒、提心吊胆，再后来虽然用不着提心吊胆，但大好年华已过。
我们从王小波的行文不难发现他的天资的聪颖，但我又感觉十分惋惜——我不单是说他的早逝，而是说他因把自己的天才用在了“低级启蒙”的方面而耽搁了创造更高级的艺术或哲学作品。时代成就了王小波，也扼杀了王小波——前句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少年时代学业的荒废、目睹乌托邦运动的荒诞历史剧以及他的知青生涯，那么就难有文学家的王小波；后句的意思是，如果他生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接受罗素所接受的那样的全面教育，他的成就会更高——中国可能产生一个思想大师。比如“大跃进”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这种低级错误如果是戏剧舞台上的荒诞剧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要让一个天才诗人花费精力揭露其内在的蒙昧性就双重地浪费了资源——浪费了中国的物质资源也浪费了王小波这样天才的大脑资源。
为了纠正低级错误花费了诗人的天才和想象力，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代就没有来得及理解更精微的东西。我们说诗人在成为思想家的道路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即我所谓“未完成”，除了他的早逝，还有就是他的愤激影响了自己平和的判断力。王小波没有达到学者的渊博并不是缺点，哲学家并非一定要渊博，太渊博甚至可能限制其头脑的敏锐。哲学家的最高素质不是渊博，而是对世界有不枯竭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所谓“未完成”是说王小波的天才因偏激的情绪而妨碍了把自己建筑为成熟的思想家——他还不够伟大。以歌德的文学来比喻，《少年维特之烦恼》需要诗人的感性的敏锐，但《浮士德》则非有理性的想象力不可。
“文革”时代盛行个人崇拜，所以厌恶“文革”狂信的思想者也就容易将乌托邦时代的个人崇拜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这种理解是肤浅的。比喻地说，我们不能因为绿色和平组织与加勒比海盗有相似的组织和纲领建构形式而认为二者是一样的，而必须透过形式进而比较二者的组织与纲领的内容才能认识到二者的本质区分。实际上不是“千年王国”而是“天国”、不是人间帝王而是超越的上帝才是正统的基督教精神。“天国”之与“千年王国”的不同在于，前者通过激励人们对天国的向往而在现世行善，而后者鼓励在现实世界建立人间天堂。而人间的帝王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区别是，前者在于服从限定个人自由的外在命令，而后者在于激发个人理性自由精神的内在自觉，帝王权杖的威慑与“我”内心对宇宙主宰的敬畏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意义。我们不否认基督教中有可以供乌托邦追求者利用的思想，但两者之本质不同在于基督教在自身发展中逐渐克服了某些狭隘的东西，选民说逐渐为平等说取代，耶稣再临的期盼与革命行动格格不入，地狱的设置是对人性罪恶的惩罚而非对某个阶级的消灭。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基督教的“进化”的历史线索相平行，近代发生的乌托邦运动与原始基督教的选民说不无渊源关系。但必须认识到，历史的追溯不能用来否定现实的区分，二十世纪“文革”式的乌托邦主义运动是与人类传统道德——基督教道德和儒家道德——对立的。
我们在王小波的文章中读到了他缺乏深思的思想——他把“小红书”与《论语》、《圣经》混为一谈，因“文革”时代的狂信与基督教历史中的狂信的相似性而忽视它们之间内容上的本质区别——这表明他作为思想家还远没有成熟——缺乏缜密和精微，甚至可能因接受从鲁迅那里而来的尼采的非理性哲学或潜移默化的近代中国“无神论”而影响了自己的理性。一个与乌托邦思维势不两立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落脚点重新踏上传统，就只能在空中悬着：
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他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作一团，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神话吓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
这个神话是编造的还是现实发生的，王小波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反问，难道把儒学排除在外的“文革”不是已经使中国社会乱作一团、道德沦丧了吗？“文革”的灾难能够发生在一个尊重儒家道德传统的社会中吗？我们知道“文革”中家庭反目、朋友告密的罪恶都是以“革命道德”高于传统道德的“高尚”心理作用下进行的，但这种情况之没有持续开来且逐渐被厌弃，是由于灵魂深处传统人伦道德的作用。人们尽管口头上坚决拥护阶级论，而实际上在贯彻时大打折扣而后来就全不当真了。须知由于人不是“必然律”的傀儡，人就很难被彻底改造成严格遵守阶级论的机器人或木偶。孩子们爱他们的父母胜过尊重其他人，出卖朋友的行为也逐渐遭受谴责和出卖者自我良心的折磨，从天真地坚决拥护到虚以应付——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王小波在自己小说中描述的——人的人性战胜非人性的过程。贺教授的儿子之在夜晚悼念他的亡父实际上是儒家道德作用于他；你说不是儒家道德的作用，只要是人都会这样做——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在严格意义上把我们思维中的全部传统道德剔除，我们就可能退化为食人族。王小波直接表达的思想有与自己小说里蕴涵的内容相游离的情况。
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那些话都是断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坚信不移。
从这段话来看，王小波没有理解——宇宙中的物理学的逻辑并不能贯彻到存在论中的道德哲学中，伦理学家即使在他的文本中运用形式逻辑，那文本所根据的基础判断也是断语。我们并不能逻辑地证明种族战争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从传统道德的断语“杀人有罪”中认定它是罪恶的。“错误”是知识判断，而“罪恶”则是价值判断。这两种判断之意义的不同反映着逻辑与信仰的不可通约性，即人类理性在三个向度（知识、道德、审美）的分殊性。为什么杀人有罪而杀猪无罪——这在逻辑上无法证明，但我们必须坚信——杀人有罪，这是上帝（上天）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有人间的其他真理必须从这个真理出发，而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证明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以王小波的悟性，这个道理并不难于理解，但与他争论并激发他新思想的机会却已经远去了。
如果他能继续他的人生，可能更加成熟。如中国古代书法家所领悟的——书法的高境界是经历从平正到险绝、复从险绝归于平正的发展，然王小波的人生境界没有来得及从险绝复归平正。比如王小波很欣赏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在我看来海明威小说尽管不失为在某些险恶情境中可参考的励志文本，但无论比孔子的“乘桴浮于海”还是比庄子北溟鱼的“逍遥游”境界都差得太远了——一个倔强固执的西方老头是不能与一个心存天人之思的东方智者相比的，好比那些西方冒险家从瀑布上漂流而下随后宣布自己“征服”了该瀑布的肤浅心理，不可与中国古代隐士把自己消融在自然中的境界同日而语，好比西方素描的线的挺拔坚硬没有达到中国书法线条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一样。
王小波沉浸于用性的生猛否定乌托邦运动固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要进一步发展则不得不上升到宋学的天理人欲之辩，因为“原始的爱”是把双刃剑，能激发活力，也能消弭意志，“原始的爱”与“至上的智慧”投影到世界——人性中的兽性与理性如何适当地平衡发扬来激发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永远要面对的问题，上帝启发中国哲人孔子所阐发的“中庸之道”是具有宇宙历史理性的永恒意义的。王小波似乎对儒家（以及道释）的最高境界还没有能够领悟；他对自己崇尚的墨家也尚未完全消化。比如中国的阴阳、八卦、五行说当然不是实证科学的物理学、数学及化学，但它们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价值并不是自然科学能够替代的，宇宙历史中生长出人这种精神存在者——这个历史过程是不能完全以逻辑科学解释的，这是由于宇宙中除了被上帝赋予的逻辑必然外还被赋予了另一种更伟大的理念——自由，而精神自由绝不是逻辑所能进入，而非逻辑的中国古典形而上学关于天人关系的伟大领悟的确有西方科学与形而上学没有达到的地方——可惜诗人王小波对此缺乏深思。
王小波的戛然而止也许使他的后半生写作更少芜杂，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尽管对诗人来说早逝并非一定是不幸，但我们还是觉得太可惜，一个天才诗人向思想家转化本可以到达更高的境界。
（注：本文关于王小波小说与随笔的引文均来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