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
作者：陈 伟
字体： 【大 中 小】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决定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是高度合乎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的正确决定。他一人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责任，在美国制衡与分权的制度中，这个千钧重担本来不应由尼克松一人独自承担。”
那么，尼克松为何特立独行，非要独自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重担呢？主要原因为，尼克松先后干过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等要职，精明老辣，独具匠心，深谋远虑，勇于担当，深谙美国政治内幕。显而易见，在战争决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战略问题上，如果通过宪政民主程序，让议程公开、极易泄密、议而不决、多谋无断的国会两院来主导战争决策，很可能导致一场外交和全球军事战略灾难。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在越战中一败涂地，尼克松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还招来了无数指责谩骂之声。
但是，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独树一帜，语惊四座，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但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赢得了缓冲时间。1965年，就在美军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到了1975年，东盟各国都已经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越战，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东盟繁荣兴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越战期间孕育成形。”实际上，不仅新加坡和东盟各国，而且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资本主义”，从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到民主改革和逐渐走上宪政法治之路，都与美国介入越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军退出印支半岛、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在越南金兰湾获得了美军经营多年的现代化大型海、空军基地，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1979年，中国毅然打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策应和援助柬埔寨战场的抗越战争，同时与美国携手合作，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越战结束短短数年，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环境、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回首往事，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堪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伤和国耻，深深地镌刻在美国人的心灵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因新闻自由和反战示威，美军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前打输了越战；因权力制衡和司法审查，尼克松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丢失了总统宝座。由此，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既可视为美国的创伤和国耻，亦可视为美国的自豪和骄傲！它既暴露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弱点，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宪政法治的强大和力量。这种令人惊异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功能，正是美国兴盛强大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幸灾乐祸，把美国各界的痛苦反省和批评自责视为意志薄弱和畏惧退缩，把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新闻监督视为制度失败和自毁国脉，把美国在越战后的战略收缩视为军心涣散和战略崩溃，误以为时代潮流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误以为美国的衰落和全面溃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据此，苏联咄咄逼人，积极进攻，从柬埔寨、也门、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到直接出兵入侵中亚要地阿富汗，四面出击，过度扩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强大的军事机器外强中干，是建筑在僵化脆弱的经济基础和极权的政治体制之上的。
里根总统执政后，当美国凭借高科技和体制优势，整军经武，强硬对抗，在西欧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宣布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当美国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凭借先进的信息手段在苏联东欧地区自由传播之时，苏联应对失策，节节败退，自乱阵脚，土崩瓦解。一个高度集权、横跨欧亚、军力强大的巨大帝国，竟然未经一战便分崩离析，在数千年人类历史中，这种现象空前罕见！
在美国国内，“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媒体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带“门”（gate）字的英文词尾，从此成为政治丑闻的代名词。里根政府非法向伊朗秘密出售军火案被称为“伊朗门”（Irangate）；克林顿政府解雇负责旅行事务的白宫雇员事件被称为“旅行门”（Travelgate）；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被称为“拉链门”（Zippergate）。此外，为了限制白宫幕僚权力，福特和卡特总统曾一度取消了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白宫所属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任命改由经参议院批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亦不复拥有基辛格当年炙手可热的超级权势。
尼克松辞职下台后，毛泽东一直牵挂和惦记着这位老朋友，并多次在外交场合为其“打抱不平”。毛泽东曾对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1975年7月1日，毛泽东对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抱怨道：“‘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
1976年2月，新华社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将正式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公告宣布后，举世皆惊。国际观察家们猜测，只有向美国记者斯诺自称“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毛泽东才会如此特立独行，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以刚从美国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07大型客机为专机，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为全权特使，不远万里，专程赴美，恭迎因“不光彩原因”下台的尼克松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礼遇之隆，情谊之重，出招之奇，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府往往顾念旧谊，重义轻利，雪中送炭。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往往刻薄寡恩，精明冷酷，见死不救。前南越总统阮文绍曾哀叹：“做美国人的敌人易，做美国人的朋友难。”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伊朗国王巴列维等皆饱尝“见死不救”的滋味。其实，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相当为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国会、媒体、政党、民意、利益集团等全都是大爷，一个也惹不起，请客花钱和对外军援等事宜，必须看国会和纳税人的脸色行事，行政部门根本就做不了主。
尼克松抵达北京时，毛泽东不但重病缠身，而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但他仍然坚持与老朋友见面。两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战略问题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在其名著《领袖们》一书中写道：“1976年，当我再次访华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却说不出来。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下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过。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
尼克松深谙人情世故，很可能是顾及礼貌，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他故意没有把问题挑明。实际上，无论别人怎样看待，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缺乏程序性交替和制约制衡的高度集权体制中，毛泽东晚年在文革动乱的凄风苦雨中“战斗到最后一息”，对国家利益以及他本人领袖形象、历史地位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恐怕高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羞辱地辞职下台。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在政治和精神上遭到极大打击，但他并未颓废消沉。面对惨败和羞辱，尼克松坚韧地表示：“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人生的征途中既无胜利，也无失败。”下台之后，尼克松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潜心思考，总结经验，先后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导人》、《真正的和平》、《不再有越战》、《1999——不战而胜》、《角斗场》、《只争朝夕》、《超越和平》等著作，几乎每一本都成为国际畅销书。